在現代文壇上，廢名（1901—1967）是出了名的“自信”。

早在20世紀20年代，廢名深信其長篇小說《橋》的藝術壽命“要長過幾百千年”（《說夢》，《語絲》周刊1927年5月28日第133期）。1932年，《莫須有先生傳》行將出版時，由于這部小說十分難懂，“差不多舉國一致”要求廢名寫一篇序加以解釋，他卻認為“若說難懂，那是因為莫須有先生這人本來難懂”，并認為“難懂正是它的一個妙處”，“《莫須有先生傳》實有一思索的價值也”（《序》，《莫須有先生傳》開明書店1932年版）。

1936年至1937年，廢名在北京大學講授新詩，編寫講義十二章。抗戰爆發以后，他回故鄉湖北黃梅避難。1946年，重返北大，續編新詩講義四章，最后一章為《關于我自己的一章》。他將自己的詩歌與卞之琳、林庚、馮至等人相比，一面承認他們的詩寫得很好，“我是萬不能及的”；一面又說：“我的詩也有他們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不寫而還是詩的，他們則是詩人寫詩，以詩為事業，正如我寫小說。”“我的詩太沒有世間的色與香了，這是世人說它難懂之故。若就詩的完全性說，任何人的詩都不及它。”（《新詩講義——關于我自己的一章》，《天津民國日報·文藝》1948年4月5日第120期）。

在寫《關于我自己的一章》之前，廢名曾于1947年1月5日在北大紅樓大禮堂做了題為“我自己的詩”的演講，給在場的每人發了一份油印的《廢名詩選》（共十二首）。他說，這些詩是“非常好的詩，在藝術上最有成就，最完美”（《“我自己的詩”——馮文炳教授在北大講演》，北平《新生報》1947年1月6日第4版）。1月1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行聯歡會。廢名在演講中說：“無論中外古今，凡是寫得最好的作品，都像我的……”（《“溪流”不見了》，北平《益世報》1947年1月15日第4版）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廢名小說選》。在序文中，廢名不滿于自己“五十年躲避了偉大的時代”，對其過去的思想作了深刻檢討，但認為他的作品仍有可取、可供借鑒之處，那就是“不肯浪費語言”。1958年，針對長春市一些青年詩人所寫的詩在感情和語言上不“節制”而一味“發泄”的毛病，廢名說：“我過去寫的新詩，比起隨地吐痰來，是惜墨如金哩。”（《談談新詩》，《吉林日報》1958年1月26日第3版）

在學術研究上，廢名同樣擁有超乎尋常的“自信”。

避難黃梅期間，廢名撰寫了一部佛學著作《阿賴耶識論》，后將這部著作的手抄本親自送給僧人一盲看。一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在廢名先生出門時，表示或者能完全接受他那部著作中的高見，也許另有意見向他提出。他說后一層更是他所希望的。”（《佛教漫譚（四）》，《世間解》1947年第4期）廢名看過這篇文章，大為不滿：“我將《阿賴耶識論》手抄本請他看，只是讓他先睹為快，并沒有想他另有意見向我提出的意思。這并不是我不謙虛，乃是我本不應該客氣的。我曾向他戲言，我的話如果說錯了，可以讓你們割掉舌頭。”（《〈佛教有宗說因果〉書后》，《世間解》1947年第5期）

李商隱有一首絕句《月》：“過水穿樓觸處明，藏人帶樹遠含清。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關于這首詩的意思，廢名問過好些人，沒有一個人的答案和他相同。“因此我很有點兒惶恐，難道只有我是對的，大家都不對么？連忙我又自信起來，我確實是對的，請大家就以我的話為對好了。”（《講一句詩》，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1947年1月12日第3期）

廢名雖然對自己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非常“自信”，但他并非妄自尊大、自以為是甚或剛愎自用。一旦發現自己錯了，他也會及時修正、從善如流。吳小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記載的一件小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就我所知，只要先生一旦認為自己的看法錯了，立即公開改正，并勇于自我批評。先生講陶詩，備課極認真，而丁福保的《陶詩箋注》卻一直不曾寓目。某次上課，先生見我拿著這本書，便借去閱讀。到下一次上課，先生根據丁氏所引的材料，當堂糾正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見先生的虛懷若谷。”（《廢名先生遺著亟待整理》，香港《大公報》1983年1月16日）

（作者：陳建軍，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