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往往關涉到一個民族的秘史，在繪畫的線條、書法的筆鋒、舞蹈的動作、電影的故事之外，藝術的核心張力來自于這個民族的基本性格。所以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總愿意在電影里講述名不經傳的小吏小民，在歷史的溝壑間忙忙碌碌的背影。也愿意講述一馬當先的英雄，在家國危亡的關頭舍生取義的呼嘯。在中國敘事的音韻里，我們的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春耕秋作家長里短的人間美好，也不避諱在塞外邊關一地清冷的月光和一襲染血的鎧甲下洶涌的萬丈豪情。

《賽德克·巴萊（上）》和《賽德克·巴萊（下）》就是中國敘事下開出的花朵。在大部分時間里，影片都在描述臺灣地區賽德克族美好而質樸的生活。賽德克人熱愛他們世代居住的奇萊山、濁水溪，相信祖靈鳥在唱歌，崇尚“我的靈魂如松葉紛飛”般的自由。他們結婚時喜歡跳精神舞，女人在一旁吹奏美麗的口簧琴，男人一起喝光同一個杯子里的酒。在這里有高聳入云的森林、深不見底的懸崖，有血一樣鮮紅的櫻花和像海一樣蔚藍的星空。在高山和溪水之間，賽德克人吟唱先知般的曲謠，歌詠“像松枝嫩牙般的勇士”。使用只有他們自己能聽得懂的呼號傳情達意，年輕的呼叫在祖先凝望過的山林里回蕩，萬物回應，縈日不滅。

在另一部分時間里，影片講述的是這樣烏托邦畫面的崩塌。1895年，《馬關條約》之后，日本人武力介入臺灣。該片細致地還原了日本人在臺灣地區殖民和暴政的過程，他們砍倒賽德克祖先種下的與奇萊山同樣古老的樹木，“這些看過我們祖先的樹，就這樣變成了木頭”。污染賽德克人世代飲用的濁水溪的水。強迫賽德克男人日夜勞作，并奪走他們的勞動果實。他們侮辱賽德克女人，逼迫她們陪酒。要求賽德克少年忘掉母語，學習日本的語言。最令人驚心的一幕來自于已經改為日本名字的賽德克人竟然感嘆，“不想當野蠻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裝扮，也改變不了這張不被文明認同的臉。”

《賽德克·巴萊》兩部系列電影講述的是發生在臺灣地區的霧社事件，1930年，賽德克族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不滿日本人長期暴政，率領12個族社中的6個部族，趁著舉辦社運動會之機，突襲霧社地區日警分駐所。日本人氣急敗壞，出動飛機、機槍、迫擊炮，甚至最后投擲了生化炸彈，圍剿手持弓箭和彎刀的賽德克人。300名賽德克勇士對抗數千軍隊，苦戰50天之久，最后或戰死或自盡，無一生還。發起者莫那·魯道自殺，參與行動的部落幾遭滅族。

賽德克·巴萊是臺灣地區賽德克族語言，賽德克的意思是人，巴萊是賽德克語言中真正的意思，賽德克·巴萊的意思就是真正的人。在公元1930年，臺灣賽德克族發動的這場起義，和歷史記載的任何一次起義都不同的是，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起義都會有明確的權力、財富、階級上的訴求，但霧社事件的目的是一些看起來很抽象的東西，如信仰，如尊嚴，如驕傲，如守護祖靈。

在起義之前，莫那·魯道對六個部族的人說，“霧社高山的獵場我們是守不住了。”“在通往祖靈之家的彩虹彼端，還有一座肥美的獵場，我們的祖先可都在那兒，只有英勇的靈魂才能進入的獵場，絕對不能失去。”在賽德克人的觀念里，賽德克人有兩個家園，一個是活著居住的山川和大地，還有一個是死后，只有真正的賽德克人才能棲居的獵場。所以莫那·魯道對族人的號召是，“我的族人啊，獵取敵人的首級吧，用鮮血洗凈靈魂，走進彩虹，永遠的獵場。”

甚至于這也不是一次為了取勝而發動的戰爭，而是拿生命來換圖騰印記。在起義發動前夕，荷戈社頭目塔道質問莫那·魯道，“拿生命來換圖騰印記，那拿什么來換回這些年輕的生命？”莫那·魯道回答了兩個字：“驕傲”。在1930年臺灣地區的云霧山巔，一個賽德克人再次說出了中國人那句老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苦戰50天之后，莫那·魯道對僅存的幾位族人說，“我不愿讓日本人在族人面前玩弄我，我到山的極巔等你們，一起回到彩虹彼端的美麗獵場。”轉身消失。直到四年后，在深山的一個洞窟里被人發現時，莫那·魯道的尸體半邊腐化為白骨，半邊則風干成木乃伊。應了賽德克族那個古老的傳說，“從前在白石山上，有一棵大樹叫波索康夫尼。它的樹身一半是木頭，一半是巖石，有一天它的樹身生下了一男一女，后來這對男女又生下了好多的孩子，那就是我們，真正的賽德克人。”

電影放映是一個機械裝置的運動過程，其產品是故事和思想。《賽德克·巴萊（上）》和《賽德克·巴萊（下）》遵循一個獵人的足跡，重新回到歷史的深處，講述一個民族的創傷和驕傲。這不是簡單的歷史書寫，不是哀悼的語言，不抒情，不是英雄主義，只是將歷史真實地捧在面前。在傷口里，認出真理，這是關于一個民族最為磅礴的思辯。

影片最后，即將赴死的哥哥達多·莫那對妹妹說，“哥哥求死很容易，你們要活下去卻很難，你要多忍耐，多生孩子，要教他們認識我們父親的驕傲，讓你的孩子們再生孩子，再生孩子，要每個孩子都成為你驕傲的賽德克，挺起胸膛地活著。”

電影這種藝術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在整個世界的價值觀都在激烈動蕩的時代，它要人知道我們從哪里來，經歷了什么，該到哪里去。

（作者為《看電影》雜志主編、影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