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人之間交往，除了交流各自的作品，也經常涉及書的話題。談及書時，自然而然會講到書店。講到這一本好書是在哪家書店買的，哪一家書店的書豐富、品種多樣。浦東新區開發初期，居住在浦東的我特別關注陸家嘴地區有沒有在開發熱潮中創辦有品位的書店。當我看到布置得色彩協調、琳瑯滿目的書店店堂時，我由衷地感到這是名副其實的開發區的書店。

轉眼之間，互聯網進入生活，網上購書已成好些愛書人的習慣，而實體書店漸漸式微。可能是一輩子讀書、選書、買書、寫書的原因，愈是在這一階段，我愈是會想起一生中自己和書店的聯系。

記得小學三四年級時，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紅領巾讀書活動，就逐漸喜歡上了讀書，并且開始不滿足于學校圖書館提供給我們的青少年讀物。我心里老在琢磨，什么地方可以找來更多的書呢？

弄堂里的中學生們對我說，想看書還不容易？到淮海路新華書店里去選啊，什么書都有！

那年頭，我家住在文化廣場附近的永嘉路上，走到淮海路還得二三十分鐘。我選了一個星期天，約了一個想買辭典的同伴，一起去逛淮海路上的新華書店。走了半個多鐘頭，終于在思南路附近看到了足足三開間大門面的新華書店，它占了繁華淮海路的三個門牌號。我們走進書店，東張張西望望，發現書店里都是玻璃柜臺，柜臺里整齊地陳列著一本又一本新書，讀者只能隔著玻璃柜臺看一看書的封面。柜臺后面站著營業員，除非你決定了買哪一本，告訴營業員，他才會從身后的書架上把書拿給你翻閱一下。也有人看了書，說聲“抱歉”，表示不買，營業員就會不聲不響地把書拿回書架上去。我們是小孩，身上又沒多少錢，即使喜歡上哪本書的封面，也只是相互嘀咕幾句，不敢開口提要求。

幸好同伴帶了錢，我們大著膽子問營業員，才買到了學生辭典，最終滿意地踏上了歸途。

這以后，淮海路上的新華書店就成了我青少年時代光顧次數最多的地方。大多數時候，我并不是去買書，而只是去看看柜臺里又增加了什么新書，一旦看到了，我就記下書名，回到家所在的那條弄堂里，找到高中生或初中生，請他們從學校圖書館把書借回來。大多數時候能如愿，但有時候，弄堂里比我大的伙伴會回來對我說：“哎呀，你講的這本新書，我們學校圖書館還沒采購呢！”

我每月的零花錢只有2元，媽媽分4次給我，一個星期只給5角。不是我喜歡、覺得非讀不可的書，一般我不買。進入初中，我看到新華書店陳列出一本厚厚的《奧勃洛莫夫》，是俄羅斯作家岡察洛夫的代表作，我非常想要，因為我曾看到我著迷的另一個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說過：“縱然到了只剩下一個俄羅斯人的時候，他都會記得奧勃洛莫夫的。”

這么好的一本書，現在就在我的眼前。

我不能讓它錯過了。若不買下它，萬一被其他人買去，柜臺里沒這本書了，豈不是太可惜了！我請營業員拿出這本書，細細地讀了內容提要，再一看書價，1.95元。天哪，這本長篇小說好貴啊，我的衣袋里僅僅揣了2元，買了它就所剩無幾了。

我在遲疑和猶豫，為掩飾我買與不買的思想斗爭。我慢慢地翻動書頁，讀了書的開頭，又翻到最后2頁細看。讀完了結尾，又翻到書的扉頁，端詳岡察洛夫的肖像。我心里說：這個外國老頭為什么能寫出這么厚的一本書啊！

一定是我在柜臺前耽擱得太久了，身穿藏青色中山裝的營業員說話了：“你一個小孩子，看得懂這么厚的外國作品嗎？書又貴，還給我吧，我把它放回書架上去。”

不知是他的話刺激了我，還是我小小的自尊心起了作用，我一邊從衣兜里拿出2元錢放在柜臺上，一邊說：“這是岡察洛夫的作品，我要買。”

回到家，我開始認真閱讀岡察洛夫描繪奧勃洛莫夫醒來遐想的情節以及他和仆人查哈爾的對話，媽媽幾次叫我吃飯，我都沒走到飯桌邊，只顧埋頭看書。

已經是工程師的哥哥回家了。一定是媽媽把我買了這么厚一本小說的事告訴了哥哥。哥哥淡淡一笑，對我說：“星期天，你跟我去書店，看中了什么書，我給你買。”他隨后給了我2元錢，說：“這是給你的零花錢。”

二

噢，青少年時期逛書店的往事太多了。除了新華書店，我還發現了福州路上有家舊書店，店堂墻上寫著：“讓一本書發揮幾本書的作用。”那以后，逛完新華書店，我還會去逛舊書店，在那里發現了更多好書，我很喜歡的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就是在那里花7角錢買到的。

由于中小學時期逛慣了書店，到偏遠閉塞的貴州鄉村插隊落戶當知青以后，除了缺吃少穿和天天出工勞動，我最郁悶的是找不著書店。老鄉告訴我，縣城里原先有過一家書店，后來便關門了。

寨子上趕場去買豬崽回來的一個中年漢子對我說：小葉，你不是總在叨叨書店嘛，我告訴你，從三岔口穿小路出去，走出修文縣境，過開陽磷肥廠，有一個新寨，那是內遷廠礦的職工生活區，商業街上有一家書店。

我喜出望外！那時候我正和后來成為我夫人的她談戀愛，于是我約她，在趕場天休息時去趕一次新寨。她欣然同意。

趕場天不下雨，我倆走了15里山路，找到了新寨職工生活區里的那一家書店。書店里竟然還有新書。書名很吸引人：《虹南作戰史》，還是上海出版的。我請營業員把書拿給我們一看，是寫上海郊縣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書價1元幾角。這對當知青的我倆來說不是一筆小錢，1元錢相當于我們出工勞動幾天的工值哩！

我把書翻過來轉過去地看，猶豫著要不要買。她說：“你喜歡就買下吧，畢竟走那么遠的路找過來。”于是我買下了這本書。

幾年之后，我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邀回來改稿，認識了這本書的主要作者，還給他們講起過當知青時去新寨書店的往事。這是那個年頭，我唯一留下的書店記憶！

三

在我的記憶中，書店最熱鬧最受歡迎的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中。大量多年未印刷出版的中外名著得到再版，裝幀愈來愈講究和莊重，它們被陳列在書店的櫥窗里、柜臺上，被堆成別致的形式放置在店堂中央。進出書店的讀者們絡繹不絕，紛紛選購著自己心愛的作品。我也同樣，把自己喜歡的中外名著悉數選購回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司湯達的《紅與黑》。插隊落戶時我帶到鄉下的那本《紅與黑》，是我用4本好書從一個書友手中換來的，還是1947年的版本，這一版只印了3000冊，由于借閱的知青太多，還到我手里時，封面和開頭幾頁、封底和最后幾頁都被撕毀不見了。

我趁著《紅與黑》再版，在貴陽大十字書店又買了一本，一看印數，竟然是驚人的191萬冊。望著這個數字，我不由想起，1965年在上海舊書店門口張貼的布告上，毛筆字書寫著十幾本書店不予以收購的“封資修”代表性作品，排在第一的就是《紅與黑》。

那些年里，我不僅常去北京的王府井書店和上海福州路上的書店，而且只要出差到全國各地，都會專程走進省會城市的大書店里選購，可以說是樂此不疲。至于貴陽的紫林庵書店、花溪書店等，更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我甚至和書店經理成了朋友，書店有了熱門書、好書、有爭議的書，他們還會專門給我留著。

四

這些年，我年事漸高，逐漸發現書店也在演變，由僅僅出售圖書變為經常性組織活動，吸引讀者上門。20世紀90年代中期，簽名售書這一形式進入生活。我的長篇小說《孽債》出版后不久就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上海電視臺首播，引起社會熱議。位于靜安寺的新華書店借著這股勢頭，組織了一次簽名售書活動。書店來人接我去那里時，活動時間還沒有到，買書的讀者已經從店堂里排隊到了外面，還沿街面繞了兩個圈子。陪同我的50多歲的書店經理說，這是她在書店工作一輩子從沒見過的場面。那天的簽售從下午1點半開始，直到5點多結束，把書店里備好的2000多冊《孽債》全售完了。一位營業員對我說，連最后2本撕壞了封面的，也處理賣給了排在最后的讀者。

3個多月后，中央電視臺播放了《孽債》，徐州一批老知青聯系了徐州卷煙廠拉贊助，邀請我去徐州市參加新華書店的簽售活動。我入住卷煙廠的招待所，等待周日上午9點進行簽售。沒等到活動開始，書店經理額頭冒汗趕到招待所，對我說：“葉老師，快去，快去！我市中心店面的櫥窗玻璃已經擠碎了2塊，公安局聞訊來維持秩序了，再不提前開始要出大事了！”

我跟著書店經理來到徐州市新華書店，只見三層樓的店堂里，等候簽名的隊伍從上面樓梯排到底層樓，又排出店外很長的一截。于是，簽售活動提前到8點45分開始，我一直簽到午后1點30分，把江蘇文藝出版社專為這次活動調集的3200多冊書全簽完了。陪伴我參加這一活動的江蘇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郭濟訪還為這次活動寫了一篇現場紀實，文章刊登后送給我作為紀念。

活動影響大了，徐州的領導一定要邀請我多住兩天。盛情難卻，我為此又多當了幾天徐州市新華書店的客人。

真是“花無百日紅”啊！近些年來，我時不時聽到實體書店搬遷和閉門謝客的消息，尤其是內地縣城的一些書店，很多店堂改售眼鏡和服飾鞋帽等，這使我也頗覺不自在。

今年夏天，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情在貴州山水間》，出版社聯系貴州省圖書館，做了一場新書首發活動。新建的貴州省圖書館提供的北廳可供400人入座，結果當天涌來了500多位讀者，連階梯上也坐滿了人。當天還來了很多領導干部，他們都對我說，是作為朋友來為讀書活動助威造勢的。出版社朱社長激動地說：“我敢講，貴陽這座省城之前10年里沒有這么熱鬧的新書發布會，之后的10年，也難見這么踴躍的讀者聚會了。”

馬上有領導說：“贊同你的前半句話，后半句應該改成：‘之后10年還應該不斷地有這樣的新書首發。’書店來的同志，你們說是不是啊？”

書店的經理笑著道：“我們愿意努力為讀者和葉老師這樣的作家們服務，一定努力。”

我在一邊也笑著，沒有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