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師范大學的古典研究具有光榮的傳統，僅以經學而論，我學生時代就復印過發表在《文史》創刊號上段熙仲先生的《禮經十論》，后又買過他的《春秋公羊學講疏》；錢玄先生的《三禮名物通釋》《三禮通論》以及《三禮辭典》更是見一本買一本。我精研禮學的老師沈文倬先生告訴我錢先生的《三禮名物通釋》做得清楚，“比吳檢齋的好，因其年輕，還有科學頭腦”——這話不是我今天來參加南京師范大學和鳳凰出版社合辦的會才這么說的，而是兩年前《中國經學》刊出的拙文《鳳笙先生論學片言》白紙黑字記錄的。而鳳凰出版社也就是以前的江蘇古籍出版社同樣具有光榮的歷史，不說別的，以經學論，在早期還沒有校點本的年代，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由徐復等先生作序的包括《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在內的高郵王氏四種，那真堪稱風靡一時。如今在吳葆勤社長的敦促下，由王鍔、蘇芃教授主編的這套十三經古注校點本，是南京師范大學與鳳凰出版社的新貢獻。

經學是中國古典學術的基礎，也是中國古典學術的核心。經學的主體是經書，經學通過對經書的闡釋、發揮及應用在中國學術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社會史上產生影響發揮作用。而漢魏晉唐的古注，即收在這套叢書中的《周易》三國魏王弼東晉韓康伯注、《尚書》舊題西漢孔安國傳、《詩經》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東漢鄭玄注、《春秋經傳》西晉杜預集解、《公羊傳》東漢何休解詁、《穀梁傳》東晉范寧集解、《論語》三國魏何晏集解、《孝經》唐李隆基注、《爾雅》東晉郭璞注以及《孟子》東漢趙岐注自有無可替代的價值。一來這些古注是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唐宋《十三經注疏》中注的部分，唐宋人的疏以及清人的所謂新疏都是建立在這些古注的基礎之上的。后來的疏當然闡發或更詳盡，考釋或更精確，但這十三部古注中的絕大多數仍是十三經解讀與研究無可撼動的根基與起點。后人之所以能讀懂十三經，這些古注起了關鍵作用。比如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影響既深且廣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如果沒有鄭玄的注，后人要理解其奧義不僅非常困難，甚至沒有可能。元人敖繼公晚年撰《儀禮集說》，也不愧為名著，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而其自序乃稱：“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于是他“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例如《士冠禮》中“筮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二句，而稱“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于外神也”。而晚清通儒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毫不客氣地指出，這里敖氏刪去鄭注，卻“竊其意以為己說”，反問“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也不謬也？”另有敖氏以不誤為誤者，“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至今人如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編》，討論儒家經典自以《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為對象，但在討論正義時也時見討論古注者，如論《詩經》六義，引劉勰《文心雕龍·比興》篇，指出“劉氏不過依傍毛、鄭，而強生隱顯之別，以為彌縫”；論《左傳》注杜預序借經文而揭示的“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惡而勸善”等所謂“五例”，指出“就史書之撰作而言，‘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載筆之體，而其五示載筆之用。就史學演進而言，‘五例’可征史家不徒紀事傳人，又復垂戒致用；尚未能通觀古今因革沿變之理，道一以貫，三階已陟其二矣。”由此即可窺知這些古注的價值。

前面舉了陳澧指控敖繼東貶斥鄭注卻陰襲其論的惡例，這當然并不是說古注都是正確無誤的，否則如《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這類訂訛糾謬之作都不必作了。經文所涉廣大，最高水平如鄭玄也不可能無誤。注經書者太安分時或流于拘滯，不安分時或流于附會，所以經學史上才有眾多補正類的著作。但某些著作之所以引來那么多的補那么多的正，不是因為它無價值，而正是因為它有價值。如自古及今對杜預《左傳》注的補正者代不乏人，除了最典型如釋莊公寤生為“寐寤而莊公已生”之類的誤注，還有學者舉例指控杜注襲用了量不在少的漢人陳說而未標明。從學術史的角度實事求是地給杜預的名著予以評估定位當然是有意義的工作。但即便這是事實，他哪怕是抄襲的內容對讀者而言依然是寶貴的，何況杜預自己的見識自己的解經體系永遠都有不可能被遮掩的光焰。清初眼高于頂的毛奇齡揚言自漢迄清，能通一經而稱為儒，博通群經而稱為大儒者僅七人，杜預乃是他開列的七人之一。而從某個觀察角度來看古人即使是錯誤的學說，也可能在另外的側面展現其價值。我以前在復旦講授中國語言學史課，曾強調東漢劉熙認定語音與語義有必然的聯系，因著《釋名》要為漢語眾多語詞找出其命名的語音根據，這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無疑是荒唐的，所以他的這部以音訓為主的著作在訓詁上的價值既遠遜于以義訓為主的《爾雅》，也遠遜于以形訓為主的《說文》。但在他一系列貌似荒唐的解說中，不只保存了語音演變的蛛絲馬跡，還留下了大量社會民俗的資料，更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漢人的部分思維結構與思維方式，這又是極為珍貴的。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章太炎先生稱古說不能盡善，但“先人手澤，貽之子孫，雖朽蠹粗劣者，猶見寶貴”。十三經古注的價值亦然。

二

無庸諱言，從古到今真能通讀卷帙浩繁的《十三經注疏》者固不在少，但就學人總體而言不會太多，閱讀相對簡明的注，查考后人更為詳盡的疏，可能是多數學者的閱讀路徑。是以《十三經注疏》既出，而宋元以來仍多各種“十三經古注”的刊刻。今人也不乏類似的需要，除單種影印及整理本外，十多年前齊魯書社影印過明崇禎年間金蟠、葛鼒編訂的永懷堂刻本《十三經古注》，中華書局影印過四部備要本《十三經古注》。前幾年商務印書館又推出了主要由滬上青年學人整理的《十三經漢魏叢書》（他們的《孝經注》合刊了舊題孔安國傳《古文孝經》、舊題鄭玄注《孝經》及李隆基注《孝經》，所以這最后一種唐注在從書名中被忽略不計了）。

古籍標校尤其是經書注疏的整理常遇到的問題很廣，不易畢其功于一役，所以《十三經注疏》已有北京大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及中華書局三部整理本，仍有學者繼續在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禮記正義》由對《禮記》做過譯注、著有《禮記講讀》《<禮記>研究四題》的呂友仁先生校點，而他八十歲那年出版的上下冊論文集《經學識小錄》中有一篇《校點本〈禮記正義〉諸多失誤的自我批評》，占了全書七分之一——整整一百頁。這一來可知一位實事求是的學者至老猶能自劾其失，在問學路上的永不停滯；二來他的論文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用這樣的長文來糾正本社出版物的疏誤，也可見出版社勇于對讀者對學術負責的氣度，就如中華書局出版的程俊英、蔣見元先生合著的《詩經注析》廣受歡迎，但中華書局主辦的名刊《文史》曾用三期連載中華書局編審王文錦先生數萬字的札記，指謬糾訛多處；三來可知古籍尤其是經書的整理是繁難而復雜的，同一種整理本固然值得做精益求精的修訂，重要的典籍也正不妨有不止一種整理本同時并行，以便讀者比較參照，日益求善求真。所以王鍔、蘇芃教授主編的這套《十三經古注》雖然不是第一部整理本，卻仍值得我們歡迎。

王鍔教授是我的同輩中最杰出的禮學名家，除《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禮記成書考》《禮記版本研究》《禮記鄭注匯校》等專著，還主持了多卷本《禮記注疏長編》，又與方向東教授一同校點了秦蕙田的巨著《五禮通考》。六年前我剛從復旦調到浙大馬一浮書院，策劃了一個經學面面觀系列講座，盡可能請我認為是最頂尖的名家來講跟經學相關的問題，每人五講，請北京大學陳蘇鎮教授講政治與經學，請臺灣大學葉國良教授講民俗與經學，請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講目錄版本與經學，請當時還在上海交通大學如今是我浙大馬一浮書院同事的虞萬里教授講石刻與經學，請今天在座的復旦大學汪少華教授講名物與經學、南京大學徐興無教授講讖緯與經學，等等。而講禮制與經學就是請的王鍔教授。而他又有多年古籍整理與教學的經驗，今由他和精研春秋經傳文獻的蘇芃教授聯合主持這套《十三經古注》的整理本，當然令人期待。

三

王鍔教授的總序對叢書的緣起做了明晰的交代。他又為叢書親定了各書整理者可以共同遵循的凡例，這些凡例為叢書提供了可循的標尺。他既是經學名家，也是教學名師，參加整理的學者中多位都曾受教于他；而他也顯然也希望這套書能讓讀者更多地受益受教，因此凡例規定：選取本經研究代表作若干，著錄作者、書名、卷數和版本，方便讀者按圖索驥。從讀者的角度說，這是很值得歡迎的。例如我猜還未出版的《左傳》杜注最出色當行的整理者應該就是叢書主編之一的蘇芃教授，劉文淇等的名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在前年底和去年初幾乎同時出版了兩種整理本，我就很期待看他會向讀者推薦哪個版本，就如我看楊新勛先生在《論語集解》后附的書目中《論語義疏》列入了北京大學出版社《儒藏》中的整理本，而未列中華書局版的整理本，我想應該有他的道理。而從整理者的角度說，這恐怕是吃力而不討好的事。自古及今相關經籍研究著作夥頤，整理者怎樣既能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又顧及不同層次的讀者的需要來開列相關代表作，著實不是容易的事。例如楊先生的十七種《論語》書目中《論語注疏》有影印與校點本四種，但《四書章句集注》則僅一種，即中華書局1983年版收入《新編諸子集成》中的校點本。《新編諸子集成》固是高水準的叢書，但這個最早出的校點本頗有疏誤，后來岳麓書社、齊魯書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鳳凰出版社諸整理本都有所改進，中華書局后來的印本也有訂正，所以這個1983年本應該不算一個最合適的推薦本。又比如《論語》文獻集成，臺灣出過嚴靈峰先生編的收書143種的《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近年大陸也印了不止一種收書在兩百余種的類似著作。但這個書目只列入了巴蜀書社影印的《論語文獻集成·明代編》。曲阜師范大學編的《論語文獻集成》確實是同類著作中收羅最廣、部頭最大的，明代即收了一百五十余種。但該書目前只出了明代編。而就《論語》研究史上的重要性言，明代恐怕上遜于宋，下遜于清，如今書目只列明代一編，就顯得有些突兀。楊先生的《論語》書目主要列的是注譯及專書辭典，故其他研究專著與論文集都摒棄了。謝秉洪先生的《孟子》書目略有不同，除了注譯本外，還列入了董洪利先生的《孟子研究》以及董先生和方麟先生一起選編的《孟子二十講》，還有王其俊先生的《亞圣智慧——孟子新論》，但類似黃俊杰先生在臺灣、大陸都曾印行的《孟子》、在大陸印行的《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在臺灣印行的三卷《孟學思想史論》都不見載，其間取舍可能會引來讀者見仁見智的意見。又如《孟子正義》列入的是沈文倬師的校點本，曾有讀者對其中的某些地方有所指正，不知道后來收在《儒藏》中的校點本是不是可能后出轉精。楊逢彬先生的《孟子新注新譯》列入的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新版，而2023年同社出的第二版增訂篇幅超過百分之五十，舊版有考證108則，新版則增加到了210則。瞿林江先生正在主持《爾雅注疏匯校》工作，他當然是校點《爾雅注》最合適的人選，但蓋以深造有得，他的書目跟楊先生、謝先生呈現的風格頗不一樣，上來就一口氣列出了七種收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的漢魏晉古注，其后開列的《爾雅》古代研究著作超過了《論語》《孟子》兩種書目的總和。而今人的著作，既未見周祖謨先生的《爾雅校箋》，也未見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管錫華、胡奇光與方環海、丁忱這四位大陸古漢語教授的三種譯注本，而獨列臺灣商務印書館莊雅州、黃靜吟先生的《爾雅今注今譯》，我想作為專家他肯定自有考慮，但從大陸讀者按圖索驥的角度說怕不太方便。這樣的書目很難做得周到，從叢書的角度講也很難做得整齊，所以我的建議是在這套十三經古注整理本中似乎不必有這個附錄，倒是可以也值得在叢書出齊之后由諸位合編一本較各書序言更詳細又配有進一步閱讀書目的導讀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