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現代繪畫稍有了解的讀者，都知曉那位作品曾頻頻出現于國內都市報刊、畫冊圖書上，深受大眾喜愛的畫家——豐子愷。他以一支飽含人情世態的畫筆，創作了眾多的傳世佳作。作為中國現代漫畫的先行者，豐子愷被譽為“漫畫之父”。

不過，豐子愷自己卻并不這么認為。他在生前就對這種稱譽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不認可，說這種稱譽“半是半非”。那么，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兒呢？

拔牙后的“半是半非”之說

1947年12月，已年過半百的豐子愷，終于解除了困擾已久的牙痛之患。他在杭州某診所拔掉了17顆齲齒，手術大獲成功。這段時間，豐子愷寫下了一篇《我的漫畫》，回顧與評述了自己多年來的漫畫創作。文章開篇即語：“人都說我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這話半是半非。”

為什么“半是半非”呢？根據豐子愷的解釋，“漫畫”二字用在他的書上，并不是他自稱，而是別人代定的。約在1923年左右，上海一班友人辦《文學周報》，豐子愷正在家里描那種小畫，乘興落筆，俄頃成章，就貼在壁上，自己欣賞。一旦被編者看見，就被拿去制版，逐期刊登在《文學周報》上，編者代為定名曰：子愷漫畫。以后作品源源而來，結集成冊。交開明書店出版，就仿印象派畫家的辦法，沿用了別人代定的名稱。所以，豐子愷不承認自己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只承認“漫畫”二字是在他的畫上開始用起來的。

原來，豐子愷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乃是于1925年12月由《文學周報》社出版的。鄭振鐸、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曾為中國這第一本直接冠以“漫畫”之名的畫集寫有序跋。一貫致力于搜求與研究中國古典版畫的鄭振鐸，對豐氏作品由衷贊賞，仿佛是發現了一塊中國藝術的“新大陸”似的，他這樣寫道：“中國現代的畫家與他們的作品，能引動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覽會，在我的好友中，畫家也只寥寥的幾個。近一年來，子愷和他的漫畫，卻使我感到深熱的興趣。他的一幅漫畫《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雖然是疏朗的幾筆墨痕，畫著一道卷上的蘆簾，一個放在廊邊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壺，幾個杯，天上是一鉤新月，我的情思卻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這時所得的印象，較之我讀那首《千秋歲》為尤深。實在的，子愷不惟復寫那首古詞的情調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圖了。從那時起，我記下了‘子愷’的名字。”

朱自清則以一封信的方式，為《子愷漫畫》代序。他也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對“子愷漫畫”的喜愛，認為豐氏作品如同“帶核兒的小詩”。信中寫道：“我們都愛你的漫畫有詩意；一幅幅的漫畫，就如一首首的小詩——帶核兒的小詩。你將詩的世界東一鱗西一爪地揭露出來，我們這就像吃橄欖似的，老覺著那味兒。”

總之，諸多文人的評價都是激贊與熱忱的。如今看來，這些評價又都是中肯的，并非溢美之詞。那么，豐子愷自己所說的“半是半非”，究竟又是何種意蘊呢？或者說，這“半是半非”之自謂，除卻自謙的成分之外，還有別的什么意指嗎？

“漫畫”二字究竟始于何時？

雖然與豐子愷同時期，甚至略早一些的中國漫畫家，都曾在那個時代里留下了豐富生動的人生印跡，可由于豐氏漫畫的存世數量之多、品類之豐、題材之廣、流傳之久，至今鮮有可與之媲美者。稱譽其為中國“漫畫之父”，總體而言，應無大的問題。

不過，豐氏所言“人都說我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這話半是半非”，確實是有道理的。豐氏對此的解釋，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強調“漫畫”二字并非其所擬；另一方面，則是強調“我不能承認自己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我只承認‘漫畫’二字是在我的畫上開始用起的”。這兩個方面的解釋，似乎就很能說明“中國漫畫的創始者”確實存在一些“半是半非”的狀況了。

殊不知，這“半是半非”的豐氏之解釋，應當還有可以補充之處。因為“漫畫”二字，應當在更早的時候就已開始應用于各大報刊，至遲在“五四”運動前后，就已頻頻見諸報端，所以無論是在豐氏的書上還是畫上的使用，都不是最早的。

僅就筆者所見所知，早在1919年3月9日的上海《時事新報》上，就曾刊印過一組所謂“時事漫畫”，這就是“漫畫”二字的早期應用實例。這組漫畫刊印在該報每周一期的第三版“星期增刊·潑克”之上，版面設置非常醒目，當年的上海讀者應當是喜聞樂見的。同年8月21日，該報第三版“學燈”副刊上，正在連載的《西洋之社會運動者》一文中，更是明確提到上個世紀之初，“猶太之勞役者”曾印發過許多極富思想性又頗暢銷的期刊，其中就有“滿載揶揄諷刺漫畫的周刊《潑克》”。看來，該報的“星期增刊·潑克”，本就師出有名，乃是對“猶太之勞役者”曾印發的《潑克》周刊之摹仿與追隨。

同年10月19日，該報“時事漫畫”又改稱“時局漫畫”，繼續以每期一組或一幅的方式刊印。時至1921年1月15日，該報第十二版“余載”副刊開始連載散文家更兼美術家的孫福熙所作《赴法途中漫畫》一文，這本是一組游記性質的文字作品，但孫氏對“漫畫”二字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為此特意在正文之前加寫了一段“引語”。文曰：“我認識字的時候，每有一種思想，以為只要教師能應許我以畫代字，必定免得許多困難。那時候畫一條魚一只貓，確比寫一個魚字一個貓字容易得多。近幾年來，覺著許多繪畫的材料，一經動筆，似乎還是用文字容易表現些了。這次旅行中所得的感覺，我恨不能用繪畫表現出來；用了文字，不曉得能勉強表現其萬一否？我雖不能表現我的感覺，都用了‘漫畫’二字命題，謹向閱者道罪。”

正是《時事新報》拈提、造就并拓延了“漫畫”二字的公共應用空間，并促使豐氏作品從中脫穎而出，最終成為那個時代的漫畫創作者群體里的佼佼者。也因為如此，豐氏自言“半是半非”之論，確實合乎歷史實情。

談畫必須談生活

豐子愷最早的漫畫，是以畫描寫古詩句，這是他創作的第一個時期。然而，他深知借助古典詩詞的詩意與詩境，來捕捉與抒寫幻象，終究只是被動的創作。他要尋求主動的創作，于是，他進入了自己所說的后面三個時期，即“第二是描寫兒童相的時代；第三是描寫社會相的時代；第四是描寫自然相的時代”。簡言之，即終究要以現實生活為藍本，來描寫時代之相。

在《談自己的畫》一文中，豐子愷就將自己的漫畫與生活本身相聯系，鮮明地提出了“談畫必須談生活”的觀點。他認為：“把日常生活的感興用‘漫畫’描寫出來——換言之，把日常所見的可驚可喜可悲可曬之相，就用寫字的毛筆草草地圖寫出來——拿去印刷了給大家看，這事在我約有了十年的歷史，仿佛是一種習慣了……一則我的畫與我的生活相關聯，要談畫必須談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二則我的畫既不摹擬什么八大山人，七大山人的筆法，也不根據什么立體派、平面派的理論，只是像記賬般地用寫字的筆來記錄平日的感興而已。因此關于畫的本身，沒有什么話可談，要談也只能談談作畫時的因緣罷了。”

事實上，《談自己的畫》一文，是應林語堂之邀而寫的。而且是林氏于1935年秋與1936年初兩度催稿的情況下，才寫成的。自林氏創辦《論語》雜志以來，二人就已開啟合作。《論語》雜志以提倡幽默文學為號召，豐氏漫畫常常插配其中，可謂圖文并茂、相得益彰。林氏接著又創辦《人間世》雜志，又向豐氏約畫約稿，《談自己的畫》也就應運而生，于1935年2月、3月分兩次連載于第22、23期的雜志之上。

從1925年初版的《子愷漫畫》，到1935年《談自己的畫》，至1947年再作《我的漫畫》，豐子愷抒寫著人生，思索著生活，體味著人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豐子愷在面對“漫畫之父”桂冠加冕之際，發出的“半是半非”之嘆，是大可以深刻探究一番的。

在豐子愷看來，一則是“漫畫”本身的定義與他自己所體味的“漫畫”之意并不完全相符，這專業定義與個人理解上的差異，當然是呈現出了“半是半非”的狀況；二則“漫畫”只是他抒寫人生的一種方式，并非為某種專業定義所規定的行為，所以“關于畫的本身，沒有什么話可談，要談也只能談談作畫時的因緣罷了”。可知在豐氏眼中，專業技藝本身早已退居次席，更勿論什么“漫畫”的專業定義若何了——如此一來，“漫畫之父”的加冕，當然更是“半是半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