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同處一個時代的時間不短。機緣巧合，他做出版，編雜志、編書，歷任主編、總經理，我“跑”出版，做記者。都是在北京這地界兒，我在許多場合見到過他。只是在大多數場合，我都只是遠遠旁觀，未曾上前請教。

直到細細讀了三卷《沈昌文集》（《書商舊夢》《八十溯往》《閣樓人語》），從詼諧幽默的文字中，讀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出版先生出來，我才感到錯過之遺憾。三卷文集，文章皆短，云淡風輕地講述人生經歷——做學徒，上夜校，考校對，做秘書，當編輯，任老總，編雜志。就這樣，波瀾不驚地講了一個人的出版經歷，也道出了出版業半個世紀的波瀾壯闊。

自畫像與他人素描

關于沈昌文，三卷本已介紹了個大概。

“我一九五一年‘投身革命’，也就是到出版這行業中來，可說是此型（學徒型出版人）中較早的一人。也不只是職務關系。我從校對員干起，最后當上一社之‘長’，誠如‘文革’中人們對我的‘老底’的‘揭發’，所謂‘夤緣時會’因而‘躋身上層’。”

“也許可以在熟人之間吹一句牛，我已經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數了，滿夠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頭在編《讀書》雜志，似乎更可以一吹。因為據說這雜志名滿天下，至少是一度名滿年輕的知識界。”

“其實，說五十年，已屬夸大。連頭搭尾，無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經讓你‘頤養天年’了，只不過是自己還賴在這行業里插科打諢混日子而已。”

在插科打諢中，沈昌文講完了自己的出版經歷，滿足、得意從言語間不時流露出來。

沈昌文一生都在學習，讀書、讀事、讀人。他的學習經歷與眾不同，雖十四歲就棄學就業，做了銀樓的學徒，但他喜歡讀書，得閑便讀，斷斷續續，“要是把小學、中學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學校算上，大概有二十處”。在這樣的“拼湊”中，他完成了學業。他的古文和英語，大多是一大清早去上海的公園里免費學的。

如何尋找出書和辦刊的“定心丸”？怎樣做一個有思想的出版家？怎樣與作者交朋友，“談情說愛”？如何形成《讀書》的特色……在他看來，關鍵是學習。在書中，他講述自己如何向前輩學習，向作者學習，向讀者學習，也向同事中的小字輩學習。在學習中，他走過書中的世界，也深諳了世間的種種，于是，他的學識、行事便有了沈昌文獨有的氣息。

在《沈昌文集》中，不僅有上述“自畫像”，亦有他與他人的交往，以及他人對他的“素描”，例如出版人俞曉群為沈昌文書籍所寫的跋。

據俞曉群回憶，他與沈昌文的交往持續了20多年。2009年俞曉群辭去遼寧出版集團副總經理的職位，重返出版一線，重要原因之一是決心追隨沈昌文做書。俞曉群坦言，自己做出版已近30年，長期以來，總有一個影子在心中揮之不去，那就是沈昌文。每當他策劃一個新選題的時候，會自覺不自覺地捫心自問，如果是沈先生，會怎么做呢？所以他辭去領導職務，重回做書本身。他認為，跟沈昌文做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每回憶起來，常常會讓人產生某種癡迷，沈昌文博學、廣識、機智、藏拙、低調、幽默、堅忍、包容、厚道、儒雅、個性、老到、輕松、淡定……讓他獲益良多。

俞曉群還寫道：與沈昌文交往時，沈昌文已處于人生的老年時期，不過他展示給別人形象的是“壽則多樂”。他的快樂最成功之處，就是使別人也快樂，尤其是年輕人喜歡他。找他喝咖啡的人不斷，找他吃飯的人不斷，找他出主意想辦法的人不斷，所以他不會寂寞。

“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

沈昌文于一九八一年接手《讀書》。雖然在文集里，他一再聲明，這只是他的一個兼職，但毋庸置疑，這是他出版生涯中傾注心血最多的所在。他常抱憾未能在《讀書》創刊時加入其中，錯過了《讀書》初綻時的芬芳，但作為一個后來者，他始終堅守《讀書》“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的辦刊宗旨。

文集中所收錄的與《讀書》相關的文章，能讓讀者一探這份純粹讀書刊物的旨趣所在。

例如，1984年第一期《讀書》的編后語《知識分子——我們的對象》。這篇文章從標題即可看出，《讀書》的服務對象是誰。彼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歷經十年磨難的知識分子對信息極度渴求，也需要一個交流思想、探討各類話題的平臺。《讀書》“挺身而出”，表明“品調不高、無益于讀者的信息”“為明智的編輯所不取”，從學術復蘇、思想解放到中西文化碰撞、現代化路徑探索，致力于為知識分子提供尋找共鳴和表達自我的空間。

再如，文集里收錄的一篇《出于無能》的自述中，對《讀書》思想性與可讀性的討論。沈昌文認為，讀書是一份“思想評論雜志”，搞思想評論，不得不求助于學問家，因為有了學術底子，思想評論方有深度。但是，《讀書》究竟不是學術刊物，要同學術掛鉤，而又不能專門談學術！因此，《讀書》在聚焦經典閱讀、學術探討、社會思潮辨析的同時，又要保障可讀性，既避免了“淺嘗輒止”，也拒絕“曲高和寡”。這一定位，讓《讀書》迅速與其他通俗讀物和學術刊物區分開來，成了一份獨具特色的刊物。

文集中還勾勒了《讀書》的編輯群體：“陳翰伯先生是精神領袖；陳原先生親自看稿、定稿；具體運作的，居然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活躍文壇的史枚、馮亦代先生。如今諸前輩或離世或退居二線，失去了‘帶著干’的可能，現在之事，主要靠我們這三、四個人自己探索。”

而這“三、四個人”，說起來也頗有意思。一位是油漆工出身，一位是工農兵大學生，連公認的才女趙麗雅（學者揚之水本名），進編輯部前還是位卡車司機。沈昌文在文章中記述，“我們哪敢稱什么編輯大家，不過是抱著‘無能、無為、無我’的心思，在前輩留下的路子上摸索罷了。讀者常來信夸刊物有味道，可他們不知道，深夜編稿時斗室里的涼意……還有面對海量來稿時的手忙腳亂。好在看到讀者說憑著《讀書》互相辨認、互相愛慕，這些瑣碎的辛苦，倒也都成了值得的滋味。”這段來自編輯的自白，讓人能感知在《讀書》編輯部這間在知識界知名的“閣樓”里，有囊中羞澀刊紙用劣的無奈，有計較訂數堅守特色的焦灼，有每日必到的來信稿件帶來的興奮，最富有的還是編輯為他人作嫁的無怨無悔。為堅持辦刊宗旨，他們始終處于這樣的“糾結”之中。

心跡告白

文集中一篇篇幽默、調侃、雜糅自嘲的小文，既是個人性情的流露，更是時代潮流中思想軌跡的記錄。

比如《天天“談情說愛”》一文，回顧自己在改革開放后編輯出版的一本俄文譯著《情愛論》，“終算在老年昏聵之際，還可以……同眾多可愛的新老文人學士，在咖啡館（多半是美術館東街22號那家）討論種種‘情事’”。再如《“新世紀萬有文庫”緣起》，談“外國文化書系”，“思想之新穎及敘述之生動，還是我們選題的著眼點”。

細讀這些文章，可知行文洋溢著“過來人”的通透——欣逢改革開放的契機，既想放開手腳傳遞多樣文化，又需把握分寸。這種心態，通過輕松筆觸自然流露，讓“心跡告白”既有溫度，又有重量。不是嗎？在20世紀80年代初，“直白吶喊”未必能被接納，幽默調侃、雜糅自嘲的文風，便成了一種巧妙的表達策略——既避開了生硬的說教，又傳遞出對學術與思想的執著追求。

重讀這些將出版人的困惑、堅守與期待展現得幽默且溫情的文字，彼時的歷史便不再只是冰冷的敘事，而成了有溫度、有性情的“活化石”。

“老子說，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一命題用在這里就是說，‘無’并不真是什么都沒有……他們的‘為其利’的‘有’是有追求，有操守，有容量，有熱情，有思路，有服務精神，敬業精神。他們是有一種真正珍惜編輯這個事業的態度的，他們不玩票，不會采取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高雅的，不讓他們編了，他們確實很失落很悲哀，這是不可以嘲笑的。”在文集中《閣樓人語》一書的序言中，王蒙曾這樣形容《讀書》編輯部的編輯們。

書中說的那些，我輩聽來已有些遙遠，但那是一位在出版行業匍匐半個世紀的老者的真心自白。這自白，或許會告訴我們更多未來。

（作者：莊建，系《中華讀書報》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