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出版人的自白——讀《沈昌文集》
我與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同處一個時代的時間不短。機緣巧合,他做出版,編雜志、編書,歷任主編、總經理,我“跑”出版,做記者。都是在北京這地界兒,我在許多場合見到過他。只是在大多數場合,我都只是遠遠旁觀,未曾上前請教。
直到細細讀了三卷《沈昌文集》(《書商舊夢》《八十溯往》《閣樓人語》),從詼諧幽默的文字中,讀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出版先生出來,我才感到錯過之遺憾。三卷文集,文章皆短,云淡風輕地講述人生經歷——做學徒,上夜校,考校對,做秘書,當編輯,任老總,編雜志。就這樣,波瀾不驚地講了一個人的出版經歷,也道出了出版業半個世紀的波瀾壯闊。
自畫像與他人素描
關于沈昌文,三卷本已介紹了個大概。
“我一九五一年‘投身革命’,也就是到出版這行業中來,可說是此型(學徒型出版人)中較早的一人。也不只是職務關系。我從校對員干起,最后當上一社之‘長’,誠如‘文革’中人們對我的‘老底’的‘揭發’,所謂‘夤緣時會’因而‘躋身上層’。”
“也許可以在熟人之間吹一句牛,我已經整整干了五十年出版。五十年,不是小數了,滿夠吹吹的。五十年里,有三分之一年頭在編《讀書》雜志,似乎更可以一吹。因為據說這雜志名滿天下,至少是一度名滿年輕的知識界。”
“其實,說五十年,已屬夸大。連頭搭尾,無非在出版界正正式式干了四十五年。以后五年,已經讓你‘頤養天年’了,只不過是自己還賴在這行業里插科打諢混日子而已。”
在插科打諢中,沈昌文講完了自己的出版經歷,滿足、得意從言語間不時流露出來。
沈昌文一生都在學習,讀書、讀事、讀人。他的學習經歷與眾不同,雖十四歲就棄學就業,做了銀樓的學徒,但他喜歡讀書,得閑便讀,斷斷續續,“要是把小學、中學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學校算上,大概有二十處”。在這樣的“拼湊”中,他完成了學業。他的古文和英語,大多是一大清早去上海的公園里免費學的。
如何尋找出書和辦刊的“定心丸”?怎樣做一個有思想的出版家?怎樣與作者交朋友,“談情說愛”?如何形成《讀書》的特色……在他看來,關鍵是學習。在書中,他講述自己如何向前輩學習,向作者學習,向讀者學習,也向同事中的小字輩學習。在學習中,他走過書中的世界,也深諳了世間的種種,于是,他的學識、行事便有了沈昌文獨有的氣息。
在《沈昌文集》中,不僅有上述“自畫像”,亦有他與他人的交往,以及他人對他的“素描”,例如出版人俞曉群為沈昌文書籍所寫的跋。
據俞曉群回憶,他與沈昌文的交往持續了20多年。2009年俞曉群辭去遼寧出版集團副總經理的職位,重返出版一線,重要原因之一是決心追隨沈昌文做書。俞曉群坦言,自己做出版已近30年,長期以來,總有一個影子在心中揮之不去,那就是沈昌文。每當他策劃一個新選題的時候,會自覺不自覺地捫心自問,如果是沈先生,會怎么做呢?所以他辭去領導職務,重回做書本身。他認為,跟沈昌文做書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每每回憶起來,常常會讓人產生某種癡迷,沈昌文博學、廣識、機智、藏拙、低調、幽默、堅忍、包容、厚道、儒雅、個性、老到、輕松、淡定……讓他獲益良多。
俞曉群還寫道:與沈昌文交往時,沈昌文已處于人生的老年時期,不過他展示給別人形象的是“壽則多樂”。他的快樂最成功之處,就是使別人也快樂,尤其是年輕人喜歡他。找他喝咖啡的人不斷,找他吃飯的人不斷,找他出主意想辦法的人不斷,所以他不會寂寞。
“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
沈昌文于一九八一年接手《讀書》。雖然在文集里,他一再聲明,這只是他的一個兼職,但毋庸置疑,這是他出版生涯中傾注心血最多的所在。他常抱憾未能在《讀書》創刊時加入其中,錯過了《讀書》初綻時的芬芳,但作為一個后來者,他始終堅守《讀書》“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的辦刊宗旨。
文集中所收錄的與《讀書》相關的文章,能讓讀者一探這份純粹讀書刊物的旨趣所在。
例如,1984年第一期《讀書》的編后語《知識分子——我們的對象》。這篇文章從標題即可看出,《讀書》的服務對象是誰。彼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歷經十年磨難的知識分子對信息極度渴求,也需要一個交流思想、探討各類話題的平臺。《讀書》“挺身而出”,表明“品調不高、無益于讀者的信息”“為明智的編輯所不取”,從學術復蘇、思想解放到中西文化碰撞、現代化路徑探索,致力于為知識分子提供尋找共鳴和表達自我的空間。
再如,文集里收錄的一篇《出于無能》的自述中,對《讀書》思想性與可讀性的討論。沈昌文認為,讀書是一份“思想評論雜志”,搞思想評論,不得不求助于學問家,因為有了學術底子,思想評論方有深度。但是,《讀書》究竟不是學術刊物,要同學術掛鉤,而又不能專門談學術!因此,《讀書》在聚焦經典閱讀、學術探討、社會思潮辨析的同時,又要保障可讀性,既避免了“淺嘗輒止”,也拒絕“曲高和寡”。這一定位,讓《讀書》迅速與其他通俗讀物和學術刊物區分開來,成了一份獨具特色的刊物。
文集中還勾勒了《讀書》的編輯群體:“陳翰伯先生是精神領袖;陳原先生親自看稿、定稿;具體運作的,居然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活躍文壇的史枚、馮亦代先生。如今諸前輩或離世或退居二線,失去了‘帶著干’的可能,現在之事,主要靠我們這三、四個人自己探索。”
而這“三、四個人”,說起來也頗有意思。一位是油漆工出身,一位是工農兵大學生,連公認的才女趙麗雅(學者揚之水本名),進編輯部前還是位卡車司機。沈昌文在文章中記述,“我們哪敢稱什么編輯大家,不過是抱著‘無能、無為、無我’的心思,在前輩留下的路子上摸索罷了。讀者常來信夸刊物有味道,可他們不知道,深夜編稿時斗室里的涼意……還有面對海量來稿時的手忙腳亂。好在看到讀者說憑著《讀書》互相辨認、互相愛慕,這些瑣碎的辛苦,倒也都成了值得的滋味。”這段來自編輯的自白,讓人能感知在《讀書》編輯部這間在知識界知名的“閣樓”里,有囊中羞澀刊紙用劣的無奈,有計較訂數堅守特色的焦灼,有每日必到的來信稿件帶來的興奮,最富有的還是編輯為他人作嫁的無怨無悔。為堅持辦刊宗旨,他們始終處于這樣的“糾結”之中。
心跡告白
文集中一篇篇幽默、調侃、雜糅自嘲的小文,既是個人性情的流露,更是時代潮流中思想軌跡的記錄。
比如《天天“談情說愛”》一文,回顧自己在改革開放后編輯出版的一本俄文譯著《情愛論》,“終算在老年昏聵之際,還可以……同眾多可愛的新老文人學士,在咖啡館(多半是美術館東街22號那家)討論種種‘情事’”。再如《“新世紀萬有文庫”緣起》,談“外國文化書系”,“思想之新穎及敘述之生動,還是我們選題的著眼點”。
細讀這些文章,可知行文洋溢著“過來人”的通透——欣逢改革開放的契機,既想放開手腳傳遞多樣文化,又需把握分寸。這種心態,通過輕松筆觸自然流露,讓“心跡告白”既有溫度,又有重量。不是嗎?在20世紀80年代初,“直白吶喊”未必能被接納,幽默調侃、雜糅自嘲的文風,便成了一種巧妙的表達策略——既避開了生硬的說教,又傳遞出對學術與思想的執著追求。
重讀這些將出版人的困惑、堅守與期待展現得幽默且溫情的文字,彼時的歷史便不再只是冰冷的敘事,而成了有溫度、有性情的“活化石”。
“老子說,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一命題用在這里就是說,‘無’并不真是什么都沒有……他們的‘為其利’的‘有’是有追求,有操守,有容量,有熱情,有思路,有服務精神,敬業精神。他們是有一種真正珍惜編輯這個事業的態度的,他們不玩票,不會采取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高雅的,不讓他們編了,他們確實很失落很悲哀,這是不可以嘲笑的。”在文集中《閣樓人語》一書的序言中,王蒙曾這樣形容《讀書》編輯部的編輯們。
書中說的那些,我輩聽來已有些遙遠,但那是一位在出版行業匍匐半個世紀的老者的真心自白。這自白,或許會告訴我們更多未來。
(作者:莊建,系《中華讀書報》原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