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1928～），原名馮鍾璞，原籍河南唐河。195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1947年開始發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曾任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委會主席團委員等。著有多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系列四部，其中《東藏記》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東藏記》

宗璞先生從1985年57歲開始創作《南渡記》，到2019年91歲出版《北歸記》， 歷經33年完成了多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四記”的創作。其間，作家經歷了父喪、夫喪，以及其他一些親人的亡故。自己的健康狀況亦不佳，只在創作《南渡記》時身體稍好一些。創作《東藏記》時大病一場，眼疾加重，視網膜幾度脫落。從《東藏記》后半部分起到《西征記》直至《北歸記》的寫作都是口授?！侗睔w記》寫作將近一半時，宗璞先生差一點腦中風，住進了重癥監護室。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又是多么頑強的毅力，令作家堅持完成了《野葫蘆引》“四記”的創作？

“其實也簡單，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記憶的、可珍貴的，而且不是屬于我個人的一段歷史、一段生活。”“我寫這部長篇小說，很希望通過對幾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記載，起到一點歷史的借鑒作用”，“我很想真實地寫出當時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也想寫出那特定時代的人生遭遇”。

小說所敘的抗日戰爭年代正是危機四伏、民族到了存亡關頭的“至暗時刻”?！兑昂J引》“四記”以孟家為中心，講述三代知識分子和十幾個家庭經歷大學南遷、在日寇的空襲下堅持辦學，西南聯大學生深入前線作戰，以及勝利之后返回北平的歷史故事。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在歷史的舞臺上經受著是非功過、道德良心的考驗，承受著各自命運的艱難選擇。

有話要說的作家將生命的真火化為了文學的燦爛光華?！兑昂J引》“四記”亦成為當代小說中的煌煌巨制。而此時，作家的人生經驗、智慧襟抱，也達到了人生的頂峰階段。文學的積累與修養、小說的理念與技巧，都令“四記”成為當代文學中值得期待的文本，亦是作家本人集大成式的寫作。由于作家的筆觸主要膠著、盤桓于校園和知識分子群體，“四記”還堪稱百年知識分子的鏡像之作。無論是從當代文學史角度，還是對宗璞個人來說，“四記”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對這樣一部心血寫就的巨著，讀者需要保持與之相配的閱讀與研究的態度。事實上，《野葫蘆引》并不是一部容易看懂的小說。這是一個充滿復雜與矛盾、極富暗示性和悲劇性的文本。敘事的表層時間是1937年至1949年。深層時間，也就是敘事的話語時間則是從1985年至2017年。如此一來，總的時空跨越了80年。在這80年里，國家、社會自抗戰以來的滄桑巨變，三代知識分子所經歷的風雨考驗，作者個人的人生遭際等因素都將納入小說考量的范圍。小說里敘事的時間長度不過是12年，只是嵋從童年到青年的時期，但背后的話語時間，實際上貫穿至作者寫下《北歸記》最后一個句點的時刻。

宗璞先生曾先后多次在訪談及文章中表達過自己的創作動機與目的：“向歷史訴說”。通過細讀小說，讀者亦能體味到作家意欲記史、傳史的心意。而由宗璞先生來記錄或訴說這一段歷史，則又有了歷史選擇了她的意味。作為一位92歲高齡的老人，她差不多見證了中國近百年的近現代歷史。宗璞先生出生于鴻儒碩學之家，父親是學貫中西的哲學家馮友蘭。她自小生活在水清木華的清華園，家中來往的都是高層知識分子，家族里更不乏中國當代史中的傳奇人物。而宗璞先生自己，甫出文壇也以《紅豆》一鳴驚人。之后的《紫藤蘿瀑布》《三生石》《弦上的夢》《魯魯》《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名篇，亦是幾代文學人的經典記憶。在當代，不能說沒有比宗璞更有資格寫“歷史”的作家，但無疑，她確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書寫者。

除了意欲記史、傳史，另一個更為直接的創作動力，也許就是其父馮友蘭先生的言傳身教。馮友蘭80歲才開始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父女倆晚年寫作的經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同一間書房、同樣的失明，父親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女兒完成了她的《野葫蘆引》前二記。最終，宗璞先生在師法父親的過程中實現了自己早年的夙愿。當然，對任何一位作家來說，創作的“當下此時”都會成為文本中一種隱在的生命痕跡。對宗璞先生而言，對老年、生命之謎的質詢與象征性解決，也是小說創作的一個潛在動機。這從整個文本籠罩的晚期風格中可見一斑。

《野葫蘆引》“四記”追求一種史書風格，是帶有自傳色彩的編年體敘事，敘述體現出記、訴的修辭特點?！凹{須彌于芥子”，既是宗璞先生的創作宗旨，是一種關于小說的宏觀意義上的內容安排的想象，更是某種對小說境界的哲學追求。所謂“芥子納須彌”“和光與物同”的境界，正是一位慣看歷史風云、曾經滄海的老作家的自我期許?！凹{須彌于芥子”還對應著小說的空間布局與素材選擇，對讀者而言，這也正是“四記”所達到的修辭效果。宗璞將“野葫蘆”自謙為“芥子”，里面的內容則為“須彌”。暗含著“器”雖小，包容的卻是蕓蕓大千世界、渺渺宇宙之道。而這一切，都需要讀者去仔細辨認、揣摩。須彌山一般龐大豐富的內容在某種意義上也對應著百科全書式寫作。在阿恩海姆看來，這其實也是某種“晚期風格”的表現。

一般的作家總被指摘沒有細節，或者細節不真實；對宗璞而言，“四記”則充滿了細節。由于作家對自己嚴苛的創作態度，每一個細節作家都務使其盡善盡美，顯示出精神貴族式的奢華。作者又極擅描寫知識分子的某種情調與氛圍，使人物鑲嵌在其中，令讀者體味到大眾文化狂歡中高雅文化的精神飛地，“四記”也因此蘊含著文化史的意味。而中國文人小說傳統深厚博大的內涵與技巧，更是在“四記”中有著精心的表現。馮至曾如此評價《南渡記》：“總之你的文筆細致，字斟句酌，可以想見你是通過多么縝密的思考在寫這本書。如果讀者認真、通讀細讀了四記的話，會驚嘆于作者敘事的嚴謹?！弊髌妨钊艘欢檬裁唇小安萆呋揖€，伏脈千里”。如嵋與無因的愛情，在《南渡記》中就埋下伏筆，兩人最終無緣無果；玹子由早期的驕傲公主變成阿難的繼母，也是在衛葑與雪妍的婚禮上就暗示了兩人的姻緣。整個文本得益于這種傳統敘事的經驗，可見出敘述在這一方面的精心和細膩。

整個文本在思想規范方面是由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觀統轄著敘事，甚至主宰了人物命運的。孟弗之對人對己都強調要“盡職盡倫”。以孟弗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大節上他們愛國，是“先覺者”，堅決主張抗日，為國培育人才，個人則著書立說、淡薄物質；在日常生活中，在知識分子看重的“名”上，雖也不免文人相輕抵牾攻訐。當然，由于宗璞先生本人的家學淵源與教養修為，除了對極個別人物，一切寫來總體都還是溫柔敦厚的。事實上，“四記”就是現當代知識分子思想體系的形象表現?！兑昂J引》的歷史敘事，無疑還包括作為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精神史的形象描述?？箲饡r期，在大后方的“投機狂潮”“黃金夢”的腐蝕中，一群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堅守著自己的職業道德、人格操守；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不管是新人還是舊人，新道德還是舊道德，在民族大義的關口，這群知識分子彰顯出中國士人、君子的傳統道德：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君子憂道不憂貧……

除了在戰時道德操守上的堅持，伴隨這一代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更是作為民族、國家“尋路者”的痛苦追尋。作為“尋路者”的直系后裔，作者對這一歷史過程的聚焦和復原，同樣也是知識分子自我認識的需求。作家在幾個主要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主題，在整部小說中也灌注了作家自己的思想規范、道德倫理，并使其隱在地成為塑造人物、影響人物命運的主旨。

《野葫蘆引》“四記”的人物譜系主要是一種“范型人”。比如孟樾、蕭澂、莊卣辰、江昉、秦巽衡、李漣、梁明時、劉仰澤、錢明經、晏不來等，都是知識分子的類型形象。如衛葑、李宇明等，則是現代文學以來的形象類型：青年知識分子革命者譜系。他們與老革命家呂非清構成一種革命的接續與比照關系。除了“范型人”，還有處在“何事”中的人，嚴格說來，書中所有的人物都處在抗日戰爭這個大事件中。直接參戰的人物有國民黨軍長嚴亮祖；作為大學生走向滇西戰場的詹臺瑋、冷若安、孟嵋、李子薇等，更有民間抗日英雄、傳奇人物彭田立和苦留、福留等；與之相對的漢奸繆東惠、凌京堯（這個人物作者傾注了同情）；還有幾位師母、太太，作為傳統“女主內”型的形象，最典型的如碧初，賢惠、識大體，國難當頭以自己柔韌的力量維持家庭的存續。另一些人物在愛情中，如嵋、莊無因、雪妍、玹子、殷大士等，峨則很快因單戀受傷變成一個執著于事業的女強人。這些在愛情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愛情故事，都體現出宗璞創作史中的互文性。衛葑與雪妍、嵋與無因的愛情，似乎與《紅豆》也有著話語時間中的互文性。

孟樾這個人物承擔著小說有關“知識分子主題”的大部分的主題成分，是作家筆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高層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他像一個先知，更是一個憂國憂民的智者、仁者。一些形象是圍繞著孟樾而設置的。錢明經的浮浪襯托出孟樾的端方；蕭澂、李漣的右傾跟孟樾的“左傾”形成對比；在更加激進的江昉那里，孟樾又代表學校的官方正統立場；《北歸記》出現了社會學家劉仰澤，是繼江昉之后新的政治激進派。他在屠刀前下跪，是孟弗之被抓的襯寫與情節循環；白禮文澆漓無行卻一再受到孟樾的提攜賞識，寫出了孟樾的愛才與寬厚。跟莊卣辰、李漣等在1949年的“走” 對比，孟樾是“留”的一方。這大關節的選擇最后昭示出他的愛國情懷。

當然，歷來好人難寫。有缺點的人幾乎能立刻讓讀者認同他的真實性，一個古怪的人則常常是有趣的。如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性格怪僻偏執的人物。連《白癡》中的梅什金伯爵也向來被認為不如他的邪惡的對手刻畫得好。與孟弗之（孟夫子）的完美形象相比，一些有缺點的人物，比如錢明經、白禮文等則顯得更加生動可感。

人物塑造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文學史自身。衛葑是自現代文學以來的重要形象類型，即青年知識分子革命者。這個形象與現代文學史及宗璞自己的小說史形成極明顯的互文性。作為小說思想體系之一部分的表現，衛葑的形象意味深長。與雪妍、玹子的婚戀則又續寫了后革命時代“革命加戀愛”的主題。衛葑的婚戀情節以及衛葑這個形象，透露出時代的、歷史的、文學史的多方面信息和意蘊。

因大部分的敘述傾向于記史實錄的寫法，致使虛構成分較少。情節曲折、傳奇跌宕之類的美學風格不是它的主旨，但讀者卻因此收獲了對當代知識分子文化史深刻內涵的認識。作家將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們還原為日常生活中有著衣食住行需要的“凡人”。這些大師、巨匠們的風采素來是被仰視的，大多數時候是象牙塔中神秘的存在。而《野葫蘆引》“四記”卻使得中國高層知識精英的日常、心靈與精神生活在作家筆下次第生動鋪開，因此也可以說，這同樣是一部祛魅之書。矛盾與張力也即在此。

作者的古典文學修養以及對西方經典文學的熟稔，都使人物形象體現出這兩方面的影響。如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古典詩詞、西方文學經典內容等，這些或已成為某種思維方式，直接影響了作家的行文，不自覺地灌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或成為一種隱喻手段來刻畫人物；至于哈代、伍爾夫等的敘事手法，則成為一種豐厚的技巧底蘊。當然，“四記”最突出的敘事特點仍然是中國傳統小說、文人小說作為一種知識背景和思維圖式的精深呈現。比如形象迭用。最為人所熟知的如“晴為黛影”“襲為釵副”的描寫法，在小說的人物塑造中也可見其驚鴻之影；作者的主要人物大多形成平行或相反的結構設定，并且反復或重新形成這類平行或相反的人物來產生效果。這種模式的用意顯然是為了突出人物的個性以及創造一種結構上對稱的形式美，使小說的多層次質感得以展現。如孟弗之與錢明經、呂碧初與金士珍、雪妍與玹子、呂非清與凌京堯、詹臺瑋與莊無因等。

在敘述愛情時，文本亦表現出一種晚期風格，即那種對悲劇性情感的偏愛。有時，青春愛情的熾烈激情往往被憂傷懷舊的回憶所取代。比如，敘述大士和瑋瑋的愛情時有這樣一個細節：他們隔著煤油箱默然相對。兩顆本應激動跳躍的心變得平靜安寧了，使熾烈的青春愛情染上了暮色。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敘述者在這里暗示瑋瑋將為國捐軀，而兩人的愛情最終是傷痛而無果的。某種意義上，這既是晚期風格的一種年齡和心境的體現，也是作者的倫理道德觀的自然反映。又如，當有記者問宗璞先生，“您寫的愛情一直是只牽手的，最多親一下臉頰，有沒有想過突破一下？”宗璞一聽也笑了，差一點笑掉了助聽器，頓了頓，才認真回答：“我覺得《西廂記》《牡丹亭》寫得很美，但是主人公的大膽舉止我是不贊成的，發乎情止乎禮是我們的傳統。我喜歡這樣的愛情。”看完“四記”中的愛情、婚姻描寫，確如作者所說，這便是作家的原則和尺度了。孟樾和碧初這一對和諧恩愛的夫婦之間最親密的舉動也只是“撫撫肩、拍拍手”。即便是錢明經和鄭惠枌的離婚，也是風平浪靜，不起波瀾。鄭惠枌親見錢明經跟女土司的親密舉動，還能笑著對答。令讀者見識了上世紀40年代讀書女性的涵養和風度。

《野葫蘆引》“四記”提供了一部個人的歷史, 也是一部特殊群體的歷史。其中有著對于過去的大量洞見，從智性升華到人生的高點，合成一種成熟的世界觀，更獲得了某種言說的自由度，不再想要討好讀者或其他什么人。這種熟練的、驚人的流暢宛轉，也昭示出晚期風格的復雜。既有創新，也有某種體能上的力有不逮；輝煌中摻雜著可能存在的風險；精雕細鏤中潛伏著拖沓冗慢。深刻的矛盾情緒、奢華卻平靜的文字，處處深藏暗示與玄機。而這一切都在最后向讀者證明，表現歷史的可能性卻在奇跡般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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