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美術家葉靈鳳先生誕生120周年。重讀他的《藏書票之話》，感慨之余，腦中常浮現諸多疑問：這篇文章究竟寫了哪些內容？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是什么？它對藏書票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諸如此類，都亟待一一厘清。

葉靈鳳在文中謙遜地提及：“關于藏書票的介紹，這大約是第一篇文字。”據陳子善等專家考證，這篇發表于1933年《現代》第四卷第二期的文章，確屬我國報刊上首次系統介紹藏書票知識的文獻。全文分為四個部分，五千余字。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清晰界定了藏書票的概念：“是一張小小的紙片，印著圖案花紋以及姓名，用來貼在書籍的里面。”他特別指出，藏書票上常使用拉丁文“EX-LIBRIS”，該詞已成為藏書票的專用術語。

此外，葉靈鳳還闡釋了兩個關鍵問題：其一，藏書票的本質是書籍所有權的標志，“貼了一張藏書票，未能保證這冊書的不失散，但是至少可以使拿去這冊書的人不時想起這究竟是屬于誰的”；其二，藏書票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有著它自身的藝術上的趣味，書籍的珍愛者，對于這種能增加他寶藏的光輝的裝飾物，難怪要以同樣的心情去珍視著”。這一論述明確揭示了藏書票作為藝術樣式的屬性。

談及藏書票的歷史，葉靈鳳寫道：“在歐洲，藏書票的應用，差不多同印本書籍是同時出現的。”他考證世界上最早的藏書票源于德國——1480年前后，一位名叫伯蘭登堡的人將一幅木刻圖作為藏書票貼在捐贈的書籍上。這一時間節點相當于我國明朝中期，距今已逾540年。

文章還梳理了法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美國等國的首張藏書票，并著重介紹了日本的情況：“藏書票流傳到日本，那還是明治初年的事。”1872年（明治五年），東京書籍館出現日本首張純西洋風格的藏書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詩歌雜志《明星》創刊號正式向日本藏書家介紹藏書票。此后，日本藏書票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關于藏書票的形制，葉靈鳳介紹道：“是二寸多寬、三寸多長的長方形，但也有用圓的、正方的或三角形。制版大都用銅版或鋅版，但我覺得最適宜的是用木刻。一般是白紙黑印，但也可用彩色紙或套印二三色的，紙質要比較和軟。”他特別強調：“藏書票的制作應該注意到東方趣味的保持，古代圖案的運用，如漢畫石刻或各種銅器上的花紋，都不妨利用。”這一觀點體現了他對藏書票與本土文化的深刻思考。

在“余話”部分，葉靈鳳敏銳地指出：“這樣一張小小的紙片，也會有人發狂一樣地忘卻了它的原來的作用，搜集起來作為一樣獨立的收藏品。”事實證明，他的這一預見在后來成為現實。

葉靈鳳（1905—1975）生于江蘇南京，自幼癡迷文學與美術。1924年，19歲的他赴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專攻西洋畫，后因向《創造周報》投稿《故鄉行》結識創造社同仁，正式踏入文壇。在參與《洪水》雜志編輯工作時，他設計的封面與版頭小飾畫獨具風格，助力刊物發行量猛增。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日本《明星》雜志上接觸到藏書票，從此開啟了收藏與研究之路。他關注西方木刻版畫家比亞斯萊、麥綏萊勒的作品，還專程向內山書店求購齋藤昌三的《藏書票之話》，并與作者建立通信聯系。1933年，他不僅向良友圖書公司推薦麥綏萊勒木刻集，還在《現代》雜志發表《藏書票之話》，同期刊登了他親自設計的“靈鳳藏書”票——灰紙上黑紅套印，中央為鳳鳥圖案，四周環繞漢磚紋樣，“靈鳳藏書”四字以紅色醒目呈現，盡顯東方美學特色。雜志插頁還附印了16張15世紀以來的各國藏書票，這是藏書票知識首次系統傳入中國。

《藏書票之話》的價值在今天仍熠熠生輝：其一，倡導藏書票創作應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彰顯民族風格與中國氣派；其二，強調創作者需將中國元素與個人風格融合，同時貼合票主的性格、愛好與生活環境，正如版畫家倪建明所言，他常因未捕捉到票主特質而多年擱置創作；其三，前瞻性地提出藏書票的收藏屬性——這一觀念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版畫家群體中曾引發爭議，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藏書票已成為獨立的收藏品類。

遺憾的是，葉靈鳳的《藏書票之話》及1934年發表的《現代日本藏書票》在當時并未引起足夠關注。直到2000年，李允經先生在《中國藏書票史話》中才將《藏書票之話》全文收錄。1938年后，葉靈鳳定居香港，其藏書票藏品由夫人趙克臻悉心保存。1962年，唐弢先生在《藏書票》一文中提及“葉靈鳳且為藏書票收藏者之一”，這是內地文壇對其藏書票研究的首次回應。

1975年，葉靈鳳在香港逝世。1985年，北京三聯書店舉辦“葉靈鳳收藏的書票藝術作品展”，實現了他“將歷劫幸存的藏品舉辦小小展覽會”的遺愿。1980年，黃可先生在《讀書》雜志發表《中國早期的木刻藏書票》，再次點燃藏書票文化的熱度。如今，被譽為“書中蝴蝶”“頁間珍珠”的藏書票，已在華夏大地綻放出璀璨的藝術光彩，而葉靈鳳先生的先驅之功，終將被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