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自有此書，而吾國內情，向之閉關自守、不以示人者，至此乃盡為英人所燭。彼其尺進寸益，窮日之力，合有形無形以謀我者，未始非此書為其先導也。”1917年，劉半農先生在他翻譯的《乾隆英使覲見記》序言中，這樣寫道。

事實真的如此嗎

本書問世前，國人很少注意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特使馬戛爾尼訪華一事，而清政府竟因跪拜這樣的小問題，錯過了歷史機遇。本書問世后，“馬戛爾尼來訪”被國人視為“東西方大分流”的標志性事件。

劉半農稱，本書是馬戛爾尼親自寫的訪華日記，注釋甚詳。書中兩點令人驚嘆：一是清政府的愚昧，對近代科技發展視而不見；另一是馬戛爾尼的觀察與評論，準確揭出清政府的問題，且成功預言了后來的歷史走向。

上世紀80年代，本書再度翻紅，又出數版，被贊為：“忠實原作，能夠準確地表達原作的思想和意境。”少有人問：事實真的如此嗎？學者張祥權在《檔案熱病視角下“歷史的文本”翻譯研究——以劉半農〈乾隆英使覲見記〉為例》道出真相，此前學者劉黎等也多次撰文提出質疑。

體現出強烈的“警世圖強的實用理性”

翻譯本書時，劉半農正在翻譯風格的過渡期。即劉黎引述：劉半農在1914年、1915年“仍因襲清末的舊習，多用意譯”，1917年后始“探索直譯”，而本書譯于1916年。此時劉半農也在他的人生過渡期——此前與鴛鴦蝴蝶派文人交好，據《天風報》1936年11月11日《記劉半農》一文稱：“他在中華書局月薪只有五十元，因為業績不振，成員減薪，他就辭職離去。接著得到陳獨秀的提攜，開始在《新青年》上寫稿，由是步步青云。”所以翻譯本書時，劉半農體現出強烈的“警世圖強的實用理性”。

《乾隆英使覲見記》的硬傷較多。

首先，版本選擇不佳。馬戛爾尼生前拒絕出版個人日記，1854年，他的后人將手稿賣出，幾經易手，至今未正式出版。馬戛爾尼養女的曾孫的妹妹羅賓斯于1908年，給馬戛爾尼寫了一本傳記，摘錄了部分日記，包括訪華日記，有學者指出，這部分摘錄比原文短了1/3。

其次，將部分原文改成對話體，即張祥權指出的“破壞這本檔案的‘主觀’色彩”。

其三，根據原意，猜想了一些情節。比如馬戛爾尼認為當時華人喜歡英造刀片，以二刀贈“樊大人”（陪同使團的天津官員王文雄，劉半農誤譯），猜想他會喜歡，劉半農卻譯成：“樊大人大喜過望，言：得此二刀，感謝之心乃倍蓰于他物之百倍其值者。”

其四，凡是劉半農認為與主題無關、趣味性不強的部分，統統被刪去。

其五，把自己的評論直接放入譯文中，替馬戛爾尼立言，有些評論甚至與原文意思相反。

比如馬戛爾尼提到見了清朝一文一武兩名官員，劉半農直接加了一句“華人重文輕武”。

再如中國領航員操作不當，致馬戛爾尼的船拋錨，劉半農加入反思：“以本國一重要海岸之詞，此輩猶不能記憶無誤。則其航海之知識，已概可想見。”

劉半農會直接篡改馬戛爾尼的原意。馬戛爾尼經過一橋時，贊其精美，劉半農卻添入“即此一橋之費，亦已甚可觀矣”。

劉半農視下層民眾為希望，竟憑空讓馬戛爾尼贊美：“務使物力不復能與人力敵，乃且呼且笑，升物疾行，若自忘其為苦力也者。國家有此種下流社會以為其基礎，誠令人艷羨不置也。”

馬戛爾尼向中國官員展示英國火炮時，被“不屑一顧”，甚覺臉紅，劉半農卻改成批評中國官員麻木無知，“對火炮轟擊力的茫然”。

經劉半農改造后，馬戛爾尼稱贊中醫強于西醫（劉半農信中醫），批評中國民智未開，揭露滿漢官員間的傾軋，還發現中國的希望在勞動者身上……而這些都是馬戛爾尼做夢也未曾想到過的。

經此處理后，歷史立刻變得生動、有邏輯、故事性強、黑白分明了，為后來諸多“自虐式反省”打開方便之門。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太懂歷史的讀者，也會興奮地發現，乾隆皇帝竟比自己還蠢，為了微不足道的面子，不惜賠上國運。

乾隆拒斥馬戛爾尼 不是因跪拜禮

其實，美國學者歐立德在《乾隆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6月）中已指出，乾隆拒斥馬戛爾尼，不是因跪拜禮，而是得到確切信息，知此前廓爾喀入侵西藏戰爭中（1788—1792年），指揮官是英國人。清軍指揮官福康安見過馬戛爾尼，馬戛爾尼邀他檢閱英軍新式武器操練，福康安不信任英國人，予以拒絕。馬戛爾尼認為福康安還算禮貌，經劉半農翻譯，成了福康安像所有清廷高官一樣，愚昧、自大、不愿了解新科技。

在《乾隆英使覲見記》的加持下，“馬戛爾尼來訪”被污名化為一出鬧劇，但據美國學者沈愛娣的《翻譯的危險》（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7月），這本是一次成功的接觸，雙方同意繼續談判，但馬戛爾尼回國后，才發現他的政敵把此次出訪形容為慘敗，英國政府不打算再談了。

至于乾隆發出的那個傲慢的“我天朝上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不需蠻夷之物”的詔書，是因馬戛爾尼突然提了6個要求，翻譯李自標又私自加了一條，要清政府“開放傳教”，惹怒了乾隆。馬戛爾尼不知李自標的小動作，但猜到會被駁回，他沒在意詔書中的語氣。

好看的歷史往往和真相有距離，劉半農的主觀意愿是高尚的，但為傳己意不惜拿捏真相、擠壓讀者判斷空間，值得商榷。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乾隆英使覲見記》全是錯誤，其中還有很多內容真實，引人深思。

本書1916年首版罕見，品相好的市場價曾喊到800元；1917年版略常見，價約400元。本書曾被視為信史，被多部學術著作引用。一本書能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甚至影響一個時代，已堪稱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