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權（1940—1993），江蘇蘇州人。1960年畢業于蘇州師范專科學校，到蘇州市一中任教，業余研治中國近代史，1983年赴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合著）、《東方的覺醒：近代中印民族運動定位觀照》、《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合著）、《覺醒與迷霧：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等。圖為唐文權的部分著作。

不知不覺間，文權老師離開我們已經30余年了。

每當談及英年早逝的當代學人，我第一個想到的，常常就是我們研究所的唐文權老師。在同時代的中年歷史學者中，他絕對稱得上是才華橫溢的后起之秀，假以時日，必成大器，但很可惜，天不假年，年僅53歲就走了。我記得很清楚，他是于1993年11月因患膽囊癌肝轉移而病逝的。我的岳母于那年6月去世，所患的病同文權老師的病幾乎一模一樣，逝世時也只有53歲！所以，那年，我經歷了雙重生離死別的悲哀：一是至親，一為同事。

結識伯樂

回到上世紀80年代初，章開沅先生從蘇州引進文權老師，是史壇的一段佳話。當時，章先生已是聞名全國的著名學者、華中師范學院（1985年更名為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文權老師還是蘇州的一名普通語文老師。其實，他倆早在70年代就已相識。那時，文權老師執教于蘇州市一中。在“文革”的動蕩歲月里，他并沒有消沉，也沒有隨波逐流，而是發憤苦讀，沉潛于中國近代史研究，尤其對章太炎思想有著濃厚興趣。經上海章太炎研究權威學者湯志鈞先生介紹，得以與被借調到北京《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的章先生通信論學，建立起聯系。

據章先生回憶，1980年初，他為寫作《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產階級》一文，從上海到蘇州檔案館查閱資料，才與文權老師有了直接接觸。本來委托文權老師代訂旅館，但他執意要章先生住在自己家中，因他家離檔案館很近，一日三餐比較方便。通過朝夕相處，彼此都增進了了解。彼時，章先生已憑直覺認定文權老師有學術潛力。198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在武昌舉行，文權老師不負眾望，其提交的論文獲得與會專家好評。這使章先生下定了引進文權老師來高校工作的決心。

引進文權老師來華師工作卻并不順利。經章先生提議，時任學校領導高度重視，學校很快就發出了商調函，蘇州市教育局也欣然同意放人，但此事在湖北省教育廳卻意外受阻，主要是當時個別領導思想保守，認為文權老師沒有正規大學本科文憑（僅蘇州師專畢業），不適宜到大學任教。幸好碰上當時教育部的一位司長到華師考察工作，并專門到歷史系看望張舜徽和章開沅兩位知名先生，章先生趁機匯報調動文權老師受阻一事，舜徽先生也仗義執言，說自己連中學文憑都沒有，當年還是照舊被聘為教授。那位司長大為感動，主動協調教育廳，終于解決了文權老師的調動問題。兩位先生的求賢若渴，于此可見一斑！

1983年春，我同朱英兄遵章師之命，同劉望齡老師一道去蘇州整理蘇州商會檔案，結識了文權老師。那時，他調華師工作的事已有了著落。印象中，剛過不惑之年的文權老師，中等個，面皮白凈，氣質儒雅，身體則較為羸弱。熟了方知，他曾患過比較嚴重的胃病，胃部動過大手術。盡管是業余研究歷史，但學有所成，已在《中國哲學》《哲學研究》等權威刊物上接連發表了關于章太炎研究的一組論文，引起史學界關注。知道文權老師即將加入華師歷史所，成為所里的老師，我們自然十分高興。

文權老師也就近參與了蘇州商會檔案的編纂工作。那段時間，我們在檔案館朝夕相處，我自然對他有了更多了解。我發現，源于江南人杰地靈的涵育，文權老師文史功底非常扎實，對蘇州當地的風土人情、歷史典故也異常熟悉。遇有問題，請教于他，往往能迎刃而解，不知不覺間，我將他視作了自己的老師。我在回憶劉望齡老師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及，一個夏日，劉望齡老師和文權老師帶我和朱英一路游學，來到揚州師院拜訪祁龍威先生，住在師院招待所。因天氣炎熱，晚上相約到屋頂納涼，在如水的月光下，兩位老師對我們能成為章先生的研究生，慰勉有加，鼓勵我們一定要刻苦向學，爭取學有所成。文權老師還特別提到，他能有機會到武漢加盟華師歷史所，跟隨章先生治學，機會難得，雖已人到中年，但定會倍加努力，不負師恩。那晚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而三位老師都已先后駕鶴西去，令人悵然不已！

在蘇州期間，文權老師在生活上對我們照顧有加，經常和夫人洪寶珠老師請我們去他家小聚，用可口的蘇州家常菜招待我們。當時他家住在位于老城區的一所舊式民居，兩層樓房，業已破舊，好像是單位分配的。印象中，一進門是一個空空蕩蕩的共用的客廳，光線不太好，擺有一張飯桌，兼做飯廳。屋內老式樓梯既陡又窄，上下樓都得非常小心。文權老師他們住在二樓左側兩間相連的側屋，將原有的過街樓（通道）改造成一間書房兼客房。當年章先生便是在這里住了好些天。蘇州老式民居最不方便的，便是沒有專門的廁所，都得自備馬桶。每天清晨出門，大街小巷都擺滿了馬桶。這是舊時蘇州一景，現在已徹底改觀了。可見，在當時，文權老師家的居住條件雖不算太差，但也很一般，有諸多不便。而文權老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夜以繼日，發憤著述。

為了替我們改善生活，記不得是中秋還是什么節日，文權老師夫婦執意要在蘇州城內最好的餐廳“松鶴樓”設宴招待我們。那天宴席上吃到的幾道蘇幫名菜，如松鼠鱖魚、碧螺蝦仁、櫻桃肉、響油鱔糊、雪花蟹斗、銀魚莼菜羹等，至今難忘。這些菜肴別說吃，光看名頭就使人大飽眼福，吃下去便是大飽口福了！記得文權老師特意介紹，松鶴樓的銀魚和莼菜均采自太湖，江南人的“莼鱸之思”，“莼”即指莼菜羹，味道特別鮮美，嘗嘗果真如此。似乎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吃過那么好的蘇菜了。當時大家收入都很低，文權老師夫婦如此隆重招待我們，不知要破費多少，現在想來還很不好意思。

華師十載

看一些記載，都說文權老師一家是1983年春天遷往武漢，但在我的記憶中，他們是該年的8月下旬，即初秋時節舉家搬往武漢的。可以印證的，是前兩年有朋友在舊書網上淘到章先生1983年5月4日致蘇州檔案館葉萬忠先生的一封親筆信，涉及我們去蘇州整理商會檔案之事，內中提到：“……如果人力緊張，唐文權同志亦可投入一部分力量。他在九月以前，除備課、搬家外，還可抽出一些時間協助此項工作。”這可旁證他們搬家應是9月以前的事。

盡管記不清確切日期了，但我清楚記得，他們搬家前，我還待在蘇州整理商會檔案，劉望齡老師和朱英兄則因有事已先期返漢。章、劉二師指示我，不必慌著回校，可在蘇州等文權老師搬家時再回，還可順便幫幫忙。經向洪寶珠老師請教核實，他們一家的確是8月底搬的家，但文權老師曾于該年3月去過武漢，一方面辦理相關手續，另一方面是落實住房等事宜。后來，文權老師又返回了蘇州，張羅搬家之事，同時參與蘇州商會檔案整理工作。他們舉家遷往武漢時，因船票緊張，我沒能買到同一班輪船。陪同他們從蘇州經南京搭乘輪船去武漢的，是文權老師年輕的同事姚偉老師和郁老師夫婦。兩天后，我從蘇州出發，和他們在九江會合，共游廬山后，再一起從九江搭船返回武漢。沿途溯江而上，飽覽長江風光，幾家人聚在一起，熱鬧異常。文權老師的兩個兒子是第一次坐長途江輪，更是興奮不已，一路下來，我們竟成了“忘年之交”。

文權老師舉家西遷來武漢任教后，便進入了可能是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這十年中，他一邊忙于給研究生和助教進修班開課，一邊忙于科研，孜孜矻矻，筆耕不輟，或獨撰，或與人合作，先后出版了《章太炎思想研究》（與羅福惠合作，1986年）、《雷鐵厓集》（1986年）、《東方的覺醒：近代中印民族運動定位觀照》（1991年）、《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與章開沅先生合作，1992年）、《覺醒與迷霧：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1993年）等專著，尚有散見于報刊的30余篇論文。此間，他同校外資深學者也有多項合作，如與南京大學卞孝萱先生共同編輯《辛亥人物碑傳集》《民國人物碑傳集》二書；協助湯志鈞先生校輯《梁啟超全集》等。他率先在華中師大歷史所（今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發起編輯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叢書”，該叢書至今仍在持續出版，成為華師出版社影響極大的學術品牌之一。他與章先生合作撰寫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力求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尋求真正的陶行知”，出版后得到學界廣泛認可。他的三萬多字的長篇論文《楊會文與清末佛教革新運動》，在他去世兩年后由《中國文化》雜志刊發，編輯在文末特別注明：“唐文權先生此文寫于1992年，當年秋天寄給本刊，因顧及篇幅，在編輯部壓了一些時間，后與他聯系，不意唐先生已成古人，實在令人感到意外。茲將全篇一字不易地刊出，以資追念。”此文是文權老師有代表性的遺作。若不是天妒英才，過早離世，文權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著實無可限量！順便說一句，或許是長期教語文的緣故，文權老師的文筆特別好，遣詞造句格外講究，文章可讀性極強，頗類于章開沅先生，每有新作出，我都會認真拜讀，尤其留心琢磨他文章的寫法，從中學到不少論文寫作技巧。

文權老師本來身體就不太好，又如此長期超負荷運轉，自然難支，最終被病魔擊倒。大概是在1993年3月的一天，我岳母查出癌癥后，我到文權老師家同他聊天，談了很長時間，聊到了我岳母的病情，并提醒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身體。大概在6月下旬，我岳母去世后不久，文權老師特意來我家，對我岳母的去世表示慰問。可能對自己身體出現的狀況已有所察覺，他很仔細地打聽了我岳母患病的前前后后，以及得病后的各種癥狀，我均一一如實相告，并叮囑他，如有不適，一定要去醫院做徹底檢查。他說只是最近老感到肚子不舒服，有腹瀉癥狀，下午還有點發低燒。我再次叮囑他切莫輕視，一定要盡快去醫院檢查。他說他們一家7月份放假后要回蘇州，回去后便去做檢查，隨后向我告辭。誰知，這一別竟成永訣！

果不其然，文權老師返回蘇州后不久，即去醫院做檢查，一檢查就發現是膽囊癌發生肝轉移，盡管很快去上海的醫院做了手術，但一旦轉成肝癌，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就回天乏術了。10月份，我從洪寶珠老師處聽說，文權老師的情況已很不好了，恐將不久于人世。又堅持了一段時間，11月24日傳來噩耗，文權老師不幸去世。聞此消息，我當時就愣住了，感到莫大的悲傷！幾個月前，我們還在這里話別，沒想到幾個月之后，就天人永隔，此生再也見不到面了。

人間真情

后來聽洪老師說，在去世前，因癌細胞轉移到頸椎，文權老師經受了極大的痛苦，腹部以下一度失去了知覺，但他仍然十分堅強，10月15日，還強撐病體，給章先生寫下了最后的遺言：“西行求法，寒窗十載；導引之恩，永世不忘。”據章先生日記，他當時正在臺灣講學，接到文權老師訃告并附臨終手書后，極度悲傷，“夜不成寐，輾轉反側”，晨起即草擬挽聯一則：“姑蘇結交，江漢論學，風義兼師友，人間難得有此知己；以研章始，以評陶終，清譽傳中外，蒼天何不假之以年？”寫盡了二人亦師亦友的情誼以及對文權老師英年早逝的無盡感慨和惋惜。

轉眼到了2012年11月，朱英兄和我陪同章先生及師母一同前往蘇州，出席新版《蘇州商會檔案叢編》（6卷，12分冊）的首發式。活動結束后，章先生告訴我，他這次來蘇州，還有兩個心愿要實現：一個是要去醫院看望正住院治療的葉萬忠先生，感謝他當初對合作編輯蘇州商會檔案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去給文權老師掃墓，以彌補當年沒有出席葬禮的遺憾。我聽后感動不已，當即聯絡蘇州方面進行安排。當天，章先生與年逾八旬、尚在醫院住院的葉萬忠老先生見面，他們二人都激動不已。葉萬忠先生完全沒有想到，86歲高齡的章先生會專程到醫院來看望自己，共敘當年的友情。他一把攥住章先生的手，久久沒有松開，眼眶都紅了……

次日，我陪章先生和師母以及洪老師去給文權老師掃墓。文權老師的墓地坐落在蘇州近郊的一座茶山上，是一個私家墓地，他的父母也葬于此。從茶山腳下到墓地并沒有現成的路，加上前一天剛下過雨，更是泥濘不堪。考慮到章先生已是86歲高齡，師母年齡也不小了，我們只得托人事先用鐵锨在泥地里挖出了一些階梯狀的小道，然后前后左右攙扶著章先生慢慢上山。到達墓地后，章先生神情肅穆，帶領我們在文權老師墓前三鞠躬，表達無限的哀思。掃墓結束后，大家又攙扶著章先生和師母，耗費了很長時間，才安全抵達山腳。

在回蘇州市內的路上，章先生如釋重負地對我說：“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同時囑咐時任所長的朱英，2013年是唐文權老師逝世20周年，他生前沒有出過論文集，所里能否編輯出版一本《唐文權文集》，以茲紀念？朱英當即表示一定照辦。隨后，前所長羅福惠師兄率領研究生很快選編了《唐文權文集》，于2013年8月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章先生親自為之作序，緬懷與文權老師的深摯友情，充分肯定了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誠如章先生挽聯中所言，他們二位是“風義兼師友”，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壇佳話。

三十多年了，每每憶及文權老師，我腦海中總是浮現出兩幅交相重疊的畫面：一幅是咫尺斗室內，一位中年學者清癯的面龐和書桌上堆積如山的文稿——只是為了踐行一個莊嚴的承諾；一幅是蕭蕭秋風中，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在眾人攙扶下，于泥濘的茶山上艱難跋涉——只是為了向曾經的弟子和亡友作最后的告別……

人間自有真情在！謹以此文紀念文權老師。

（作者：馬敏，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