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曾引起轟動，在海昏侯墓考古發掘成果公布10周年之際，海昏侯墓的一些重要發現再一次成為公眾聚焦的熱點。除了炫目的金餅、褭蹏金、麟趾金，精美絕倫的青銅當盧，迄今為止出土密度最高的漢代漆紗以及嘆為觀止的漆器、玉器、銅器等等之外，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也成為討論中心。根據湖北省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北松公布的最新數據，海昏侯墓出土的簡牘一共有5795枚。從出土文獻來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何況這些竹簡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典籍：《論語》《孝經》《春秋》《大戴禮記·保傅》……當然，還有《詩經》。這些竹簡不僅給我們展現了海昏侯劉賀的知識世界，也使得西漢時期的儒學發展面貌直觀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些竹簡中，《詩經》簡達1200多枚，遠超此前所有類似的發現。經過清洗、拍攝紅外照片、釋讀等工作，北京大學教授朱鳳瀚于2020年公布了初步整理材料，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成為后來學界討論的基礎。公布材料顯示，海昏侯《詩經》簡由目錄、正文構成，每簡有3道編繩、容字20～25字。竹簡殘損嚴重，給整理帶來了很大難度。但無論如何，海昏侯《詩經》簡都是目前存簡數量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出土《詩經》文本。

海昏侯《詩經》簡有什么不一樣

近50年來，出土《詩經》類文獻層出不窮，引發學界持續討論，其中與傳世《詩經》文本相關的，除海昏侯《詩經》簡外還有4種：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出土漢簡《詩經》（簡稱阜陽漢簡《詩經》）、2015年安徽大學搶救入藏的戰國楚簡《詩經》（簡稱安大簡《詩經》）、2015年湖北荊州夏家臺106號楚墓出土戰國楚簡《詩經·邶風》簡、2021年湖北荊州王家嘴798號楚墓出土戰國楚簡《詩經》（簡稱王家嘴楚簡《詩經》）。雖然近年來出土文獻屢有新發現，大有“地不愛寶”之勢，但是絕大多數還是殘編斷簡，發現傳世典籍更是不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前述4種出土的戰國與漢代《詩經》簡相當重要，當年阜陽漢簡公布時，亦引起了很多討論，至今仍有進一步研究和參考價值。

與前述4種出土《詩經》簡相比較，海昏侯《詩經》簡的學術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從出土竹簡數量上來看，阜陽漢簡《詩經》存簡170多枚，而且幾無完簡，安大簡《詩經》存簡93枚，夏家臺出土的總共400多枚楚簡中，目前公布的《詩經》簡只有《邶風·柏舟》，王家嘴楚簡《詩經》有300多枚，而海昏侯《詩經》簡多達1200多枚，遠超此前所有發現。其次，安大簡、夏家臺楚簡、王家嘴楚簡《詩經》都只有國風部分，沒有小雅、大雅、三頌部分；阜陽漢簡《詩經》絕大部分是國風，小雅只存《鹿鳴》《伐木》兩篇，其余雅頌部分也付之闕如。而海昏侯《詩經》簡國風、小雅、大雅、頌首尾完具，雖因時代久遠，又經長時間浸泡、擠壓，竹簡殘破得較為厲害，但海昏侯《詩經》簡仍然是目前最為完整的出土《詩經》文本。更為重要的是，海昏侯《詩經》簡還有目錄，正文中有注釋，部分詩篇最后有類似于詩序的“題旨概括語”，這樣豐富的內容也是以往出土《詩經》文獻所未見。阜陽漢簡《詩經》有3片類似于序的殘簡，有“風（諷）君”“后妃獻”等字樣，因殘損嚴重，面貌不清晰。海昏侯《詩經》簡則多篇詩末有題旨概括語，寫在記錄句數、章數和總章句數文字下，體例較為統一。

海昏侯《詩經》簡的目錄置于竹簡的前端，格式按國風、雅、頌三部分分類排列，記錄了海昏侯《詩經》總篇、章、句數。目錄按照詩的每一章第一句來進行登記，還會寫明每一章有多少句，這讓我們不僅能知道詩篇排列的次序，還能知道每首詩內部每章的排列次序。而目錄顯示，海昏侯《詩經》的部分篇次、章次與今本《毛詩》次序不一樣，這證實了相關史料中漢代“三家詩”部分篇次與《毛詩》有異的記載。近代以來，不少學者嘗試通過歷代殘存的熹平石經《魯詩》拓片和歷次出土的熹平殘石還原《魯詩》部分篇次，并由此發現《魯詩》的大雅部分和小雅部分，有不少詩篇次序和《毛詩》不同。海昏侯《詩經》的目錄顯示它的大雅篇次、小雅篇次與熹平《魯詩》篇次完全一致，不僅證實了學者們還原的準確性，也透露出海昏侯《詩經》很可能與失傳已久的《魯詩》有著密切的關系。

海昏侯《詩經》內文的體例，是各詩的每一章下注明章次和句數，注釋則在相應詩句后，屬典型的“隨文釋訓”。比如《小雅·祈父》的第二章，簡文是這樣的：“祈斧（父），予王之蚤（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厎）止。底，猶止也。其二四句”（按：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括號內為今本文字）。簡末的“其二”，表示這是《祈父》的第二章，“四句”，表示這一章是4句。熹平石經《魯詩》也會這樣標示章次，只是沒有記句數的文字。“底，猶止也”，就是訓詁，解釋“底”字的意思。目前來看，雖然海昏侯《詩經》這類訓詁整體數量上比《毛詩故訓傳》要少，但前后體例嚴謹，加上不僅有訓詁，而且有序，說明海昏侯《詩經》很可能不是簡單的《詩經》文本，而是一部西漢時期的《詩經》著作。西漢經學著作保存下來的就屬吉光片羽，據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詩經》著作一共12部（實際上應不止此數，比如楚元王劉交也曾編次詩傳，稱作《元王詩》，可能在西漢末就失傳了），這12部著作，留存下來的僅有兩種，即《毛詩故訓傳》和《韓詩外傳》，且《韓詩外傳》很可能經過了后人的增益，《魯詩》《齊詩》則相繼亡佚。海昏侯《詩經》的出土，意味著失傳已久的西漢《詩經》著作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意義重大。

隨著戰國秦漢時期學術發展，在儒家經典的解釋、詮說方面逐漸出現了傳、說、記、故、訓等多種體式，傳后來又有內傳、外傳之體。現存的《毛詩故訓傳》是“故訓”與“傳”合一的體例，也是隨文釋訓，目前看來，海昏侯《詩經》簡的體例與《毛詩故訓傳》最為接近。《韓詩外傳》是外傳之體，但可能書里也有部分內傳。前人對于這些體式有很多討論，海昏侯《詩經》的出土，無疑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西漢經學解釋體式有很大的幫助，對理解《毛詩故訓傳》的體例及產生時代等問題也有助益。《漢書·藝文志》里記載的魯詩著作有《魯說》《魯故》，它們的體例和特點究竟如何，海昏侯《詩經》簡也能提供不少思路。至于海昏侯《詩經》簡是否為《魯故》或《漢書·藝文志》里的其他著作，則有待材料全部公布再做深入討論。

還原西漢學術“活態”場景

海昏侯劉賀去世于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包括《詩經》簡在內隨他下葬書籍的抄寫時間肯定在此之前，根據史料記載和海昏侯墓其他陪葬品的情況，這些書籍很可能在劉賀還是昌邑王時期就已存在，因此海昏侯《詩經》簡的成書時間可能為武帝末年昭帝初年，或昭帝時期至宣帝初年。西漢學術史上，有兩次標志性的歷史事件，對經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次是漢武帝建元年間立五經博士，一次是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開石渠閣會議。武帝立五經博士，確立了漢代的經學制度，也確立了官方認定的《詩經》學為“魯詩”“齊詩”與“韓詩”三家（也有學者認為武帝時期只確立了“魯詩”）。石渠閣會議則將五經博士增至12員，奠定了兩漢經學主要格局。海昏侯《詩經》簡正好處在這兩個重要時期的中間時段，給研究西漢經學發展提供了可以參照的實例。并且，劉賀身邊不少學者正是西漢《詩經》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我們借由海昏侯《詩經》簡，可以還原西漢學術“當時”與“在場”的活態場景。

《詩經》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已編定成書。秦始皇焚書，非官方所藏書不得收藏、討論、研究，只能靠記誦得以傳承，這個被稱為“挾書律”的禁律，直到漢惠帝四年才廢除，此后一大批經典古書逐漸公開傳播并被抄寫成文本，《詩經》大概也是這時期被重新抄寫下來的。當時《詩經》有多個傳人，較早是魯人申培，他與劉邦同父異母之弟劉交同受《詩》學于荀子門人浮丘伯，劉交后來被封為楚元王，派遣其子劉郢客與申培繼續在浮丘伯門下學《詩》，申培傳下來的《詩》后來稱為“魯詩”，他弟子眾多，是漢代最為興盛的《詩經》流派。其次是齊人轅固生，為人剛直，漢武帝征召他時他已經90多歲，他傳下來的就是“齊詩”，在漢代影響力僅次于“魯詩”。另有燕人韓嬰，漢文帝時期曾擔任博士，精于《易》學和《詩》學，他所傳即為“韓詩”。這三家在漢武帝時期都被立為學官，并稱為“三家詩”。此外，魯人毛亨傳承《詩經》，傳授給弟子趙人毛萇，就是“毛詩”。毛萇為河間獻王劉德（漢景帝之子）的博士，“毛詩”沒有被武帝立為官學，只是作為一種地區性的學派在傳授。但東漢時期，“毛詩”逐漸興盛，東漢末年大儒鄭玄以《毛詩故訓傳》為本給《詩經》作箋，雜糅齊魯韓三家之說，稱《毛詩傳箋》，流行甚廣，“三家詩”遂漸漸不傳。四家《詩》學本來都有各自的《詩經》文本和著作，漢末魏晉時期，“齊詩”“魯詩”先后失傳，“韓詩”文本也失傳，只剩下《韓詩外傳》。流傳至今的《詩經》文本，其實就是“毛詩”一家的文本。

“魯詩”由許生和徐公傳給王式，王式曾擔任昌邑王傅，也就是劉賀的老師。“韓詩”由韓嬰傳給他的后人韓生，韓生傳給趙子，趙子傳給蔡誼，蔡誼傳給食子公和王吉，王吉曾擔任昌邑中尉。這兩位在《詩經》傳承上非常重要的學者都與劉賀有密切的關系。劉賀還是昌邑王時，喜駕車馳騁于國中，王吉用《檜風·匪風》和《召南·甘棠》兩首詩來勸諫劉賀。王式也曾用《詩經》來勸諫劉賀，當劉賀被廢后，治事使者責問王式說：“師何以亡諫書？”王式回答：“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漢書·儒林傳》）這是漢代經學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話。

另一位以明經著稱的學者龔遂擔任昌邑郎中令，他曾對劉賀說：“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意思是大王您誦讀《詩經》三百零五篇，應該通徹人事、了解王道，現在您所行符合《詩》里的哪一條啊！劉賀即位后，夢見宮中西階東堆積著大量的青蠅之屎，后來果然在宮殿覆瓦下面發現了不少，龔遂就對劉賀說：“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漢書·武五子傳》）這里龔遂提到“陛下之《詩》”，也就意味著劉賀身邊應該有《詩經》文本。如今劉賀的墓中就發現了一部《詩經》，很可能就是龔遂說的“陛下之《詩》”。從王式、王吉、龔遂3人的身份來看，王式是劉賀的老師，有輔佐、勸諫、教導之責，加上他自己說“以三百五篇諫”，因此這個“陛下之《詩》”很可能就是王式用來教導、勸諫劉賀的文本。劉賀即位27日即被廢黜，他從昌邑帶過來的屬臣幾乎全部被誅殺，但王式、王吉、龔遂因為屢次用《詩經》來勸諫劉賀而得以幸存。王式后來居家教授《詩經》，他的傳人唐長賓、張長安、褚少孫都有建樹，因此王式成為西漢時期“魯詩”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海昏侯《詩經》簡的發現，使這一段學術史有了實物的證據，它當中所透露的信息也將更好地還原學術“活態”場景，怎能不令人激動。

《詩序》研究有了參照物

《詩序》問題是《詩經》學史上最核心，也是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因為保存至今的《毛詩序》不僅是中國詩學理論最早也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對每首詩背景、主旨的解釋也成為后來理解《詩經》的基礎，后人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都要根據《毛詩序》發言。但是它的時代、作者等問題卻聚訟紛紜。從《四庫全書總目》中可以總結出至少11種觀點，大體上這些觀點可分為4類：一是認為它是子夏所作；二是認為子夏先創，后人增益，這個后人可能是毛公、東漢衛宏、漢代其他學者等；三是認為國史所作；四是認為《毛傳》之后的學者所作。第三、四類觀點，多是唐代、宋代學者提出的，而漢代學者多認為《毛詩序》為子夏所作，或至少是子夏所傳。至于出現東漢人所作之說，主要是因為范曄《后漢書》里記載東漢學者衛宏作《毛詩序》，所以近代學者多以此為根據，認為《毛詩序》為衛宏所作，否定其價值。不過近年來經過一些學者詳細考證，衛宏所作的應該是《毛詩序注》，衛宏作序說漸漸被排除。

《毛詩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總結詩的起源、功能、意義等的《詩大序》，一個是列在每首詩前面、用來解釋詩篇題旨背景等的小序。解釋題旨、背景的小序又被古代學者分為“首序”（或稱“序首句”）和“續序”（或稱“續申之詞”）。因為古代學者發現序的第一句和后面的話似乎不是一人一時所作，后面的續序往往像是在解釋序首句，所以宋代學者認為序首句來源比較古老，可能是子夏所傳，續序則是漢代“毛詩”學者增益的。除了《毛詩序》的問題以外，“三家詩”有沒有序也是討論的重點。比如清代學者從紛繁復雜的傳世文獻中鉤沉出了不少“三家詩”的序，提出“三家詩”也應該有序的觀點。

這些問題，因為海昏侯《詩經》簡的出現，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參照物，那就是海昏侯《詩經》簡中的“題旨概括語”，我認為這就是海昏侯《詩經》簡的“序”。這個序不僅證實了西漢“三家詩”確實有序，也可以給《毛詩序》的時代問題、形成過程帶來新的啟示。

首先，海昏侯《詩經》簡的序都特別簡潔，以2到5字來概括一首詩的題旨，如《周南·桃夭》題為“說人”（“說”通“悅”），《檜風·匪風》題為“刺上”，《大雅·既醉》題為“直言”，等等。這與傳世文獻里鉤沉出的“三家詩”序幾乎完全一致，比如《文選》李善注里引用到的韓詩序有“《漢廣》，悅人也”，“《蝃蝀》，刺奔女也”，等等。古代學者說“三家詩”有詩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其次，海昏侯《詩經》簡的序都寫在每首詩的末尾，在記錄篇名、章數、句數和總章句數的后面。這種記錄形式值得特別注意，書寫出來是這樣的：“《庭燎》，三章章五句凡十五句，□（追）道。”因為東漢學者蔡邕所撰《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保存有周頌各篇的解釋，過去學者認為很可能是遺留的《魯詩》序，內容是：“《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惟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從形式上看與海昏侯《詩經》簡的記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可見蔡邕很可能是直接從《魯詩》文本上抄下來的。目前海昏侯《詩經》簡的周頌各篇還沒有公布，公布之后如果基本相同，就可以證明海昏侯《詩經》簡的序和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都是《魯詩》序；如果有不小的差異，則要進一步討論《魯詩》序有沒有增益和修改的可能。

再次，《毛詩序》的首句也非常簡略，也是用一句簡短的話來概括題旨，這就引發我們的思考：它是不是與海昏侯《詩經》簡的序有著同樣的性質。根據傳世文獻中散存下來的“三家詩”序和海昏侯《詩經》序來看，這應該是西漢經師解釋《詩經》題旨的主要方式，想必“毛詩”也是如此。這樣一來，《毛詩序》的作者就不可能是子夏，它產生的時代應該是西漢早期。同時，它的續序也應該是西漢時期的“毛詩”后學所增，《毛詩序》應該不是一人一時之作，而是經過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而這也符合早期著作的形成規律。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所謂“自謂”，就是自說自話的意思，可見班固也不大相信“毛詩”的解說是子夏所傳。不過今天學者考證“毛詩”確實有不少戰國時期儒家思想淵源，《詩大序》也與《禮記·樂記》相關材料有密切關聯，但淵源是一回事，“作”又是另一回事。

當然，從目前材料來看，《毛詩序》的完整性、系統性是其他三家不能比擬的。傳世材料中從未見過“三家詩”有類似《詩大序》，目前只有各詩前面的小序，而且海昏侯《詩經》簡中并不是每一首詩都有這樣的序。這就涉及“毛詩”與“三家詩”解釋方式的問題，這一點有待海昏侯《詩經》簡全部公布后，會帶來新的認識和討論。清代學者皮錫瑞曾指出“論《詩》比他經尤難明”，并舉出8個方面，最后一條就是“三家序亡，獨存毛序，……究竟源出西河（子夏），抑或出于東海（衛宏），此詩之難明者八也”（《經學通論》卷二）。相信海昏侯《詩經》簡會為我們揭開學術史上的一個又一個迷霧。

《詩經》自結集之后，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文本，不像《尚書》有真偽問題的討論，故一直以來被視為兩周時期最可靠的文獻材料，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選集。由于它是周代禮樂文明的產物，有關它的功能、性質、特征，都帶有很深的禮樂文化烙印。孔子以它來教育弟子，戰國時期學者不斷傳承、運用與闡釋，在《詩經》的解釋上疊加了儒家政治倫理道德思想，這些淵源與思想被漢代學者吸收，成為系統學說，影響深遠，構成了歷史上理解《詩經》的重要基礎。然而漢代詩說畢竟流傳不多，只留下些許碎片，難以拼湊出漢代《詩經》學的全貌。海昏侯《詩經》簡的出土，無疑是一塊重要的“拼圖”，既豐富了《詩經》學淵源，又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詩經》解釋傳統的形成，進而更好理解和發掘中國古代《詩經》學的特質。

（作者：于浩，系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