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和鄉村，有一群寫作的女性。她們中有的寫作多年、著述頗豐，有的則隱匿在文字背后，在新大眾文藝的浪潮中真誠記錄生活、執著追夢。不管怎樣，寫作讓她們對一切有了更闊大、深切的認知，也讓這些本就獨特的人生變得更加豐富、厚重。拿起筆，便是一束光，照亮的遠不止一個人。日前，在由北京市文聯、北京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北京文學場域中的新女性寫作研討會”上，來自各行各業的寫作者談論了她們對于寫作、文學等的看法。

——主持人 李曉晨

看見那些還沒有被看見的人群，聽見那些還沒有被聽見的聲音

張 莉：我進行女性文學研究和女性寫作，其實更強調“女性視角”和“女性意識”。如何理解女性生活、理解自我，我認為其中有一部分是所謂的“女性主義”不能涵蓋的，我們不能靠著那樣的理論寫作。作家對生活的感受是不斷流動、不斷變化的。女性視角讓我開始重新認識生活，比如讀魯迅的小說《傷逝》，我們一直能理解涓生的痛苦、無奈，又有多少人理解子君的難過呢？

在我看來，真正的女性寫作是換一種視角，用新的視角看世界，用新的視角引領今天的讀者去理解生活。比如，我們都知道蕭紅有一篇作品叫《回憶魯迅先生》。在她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很多人都質疑“這有什么可寫的”，包括她當時的愛人也這樣問過。但幾十年過去，《回憶魯迅先生》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也是我們了解魯迅先生的重要文獻。這就是一個作家帶來的審美力量。生活中的瑣屑皆有光，這就是女性寫作的意義，那些廚房、客廳里的事情，那些撫養孩子、維持家庭所付出的努力，都應該被看見，也應該被尊重。今天，已經有很多寫作者被大家看見，但與此同時，還有很多默默寫作的人還沒有找到她們的空間。所以，對于研究者來說，可能現在更重要的是面向最基層的寫作者，去看見那些還沒有被看見的人群，聽見那些還沒有被聽見的聲音。

喬 葉：每當看到“新女性寫作”這幾個字時，我首先就會想，什么是“新”？“新”放在“女性寫作”前，無疑是一個關鍵字。新的要義是什么？我想，應該是新的認知、新的經驗、新的筆力。剛才有朋友談到是否取消“女性寫作”這個標簽，我覺得就當下來說可能還不到時候，它現在還是一個強標簽。女性寫作貌似格外被關注，我想，可能還是因為“弱”，所以才會被反復強調。什么是真正的強？等到將來，無數女性都拿起筆去寫，女性寫作成為文學場域的常態和常識，無處不在，到處發散，那可能就是真正的強。我很開心的是，近幾年看到了這種鮮明的趨勢，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寫作者出現。我們都說，“拿起筆，去創造光”。到陽光普照，標簽會不斷被弱化，直至被自然取消，可能就抵達了一種理想境界。

回顧我的寫作之路，起初應該算是偏中性的立場，我秉持的理念是：男性、女性都是人性。但后來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女性主體的意義，尤其近十幾年來，我的女性意識越來越強，據此做了一系列的文本實踐，有了非常多的寶貴收獲。有一種深刻的感受就是：在對于女性主體自我認知的同時，我也反復提醒自己，既要敏感，但也不能過度敏感。敏感的同時也希望自己寬闊，銳利的同時也希望自己厚重，不能走到刀鋒上。可以深，但是不能狹窄。這中間的關系很復雜。簡而言之，生活和文學都是浩大的河流，作為寫作者，我們的成長都在河流中。如果想走得很遠，在生活中也好，在文學中也好，那就需要有很高的自我要求，需要慢慢精進和修行。

顧 適：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被公認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它是由一個女作家創作的。而我自己在創作過程中接觸到的大部分作品幾乎都是男作家創作的。我開始寫小說時，因為我特別不擅長使用“其他人”這樣一個概念，所以在早期的作品里很多主人公的名字都叫做“托尼”——他是一個男的。直到我的小說被翻譯并且發表在美國的一本雜志上，有海外讀者問我為什么在你的小說里看不到女性，也看不到中國，我這才意識到，原來當你的作品走向世界時，大家真正想看到的是更真誠、更具有主體性的表達。2018年以后，我幾乎都會從中國女性視角出發去寫作，這些作品也構成了我的新小說集《2181序曲》。

當然，這就回到了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否要把女性標簽撕掉，或者什么時候可以把它撕掉？我想這個標簽最重要的價值在于，我們可以讓許多女作家通過這個標簽逐漸被人看到，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對我來說印象深刻的場景：2017年，我去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75屆世界科幻大會，那一年“雨果獎”所有的獲獎者都是女性，親眼看到她們一個個走上臺，那種感受是很難用語言來轉述的。當然，我后來也跟海外的科幻迷討論，如果是把性別作為獲獎的前提，是否公平？但是她們反過來問我——都是男性獲獎，就是公平的嗎？我當時一下子被問住了。所以，或許在未來，確實有一個可以撕掉標簽的時刻，就是當隨意開啟一次圓桌討論、打開任何一個論壇上的帖子，大家問有哪些值得推薦的中國文學作品時，能看到其中有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但如果還沒有走到那一步，我們就依然需要女性標簽，去幫助女性作家被大家看見。

范雨素：我二十多歲時，糊里糊涂地有一種直覺，覺得一定要來北京打工，后來證明這是對的。我記得有一本書里有句話，大意是說“每個孩子都是由一個村莊托舉的。”我覺得我和我的孩子其實是被北京托舉的。我來到北京以后，是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二十幾歲的時候住在東三環的一個城中村，房東大姐是一個下崗工人，她經常幫我照顧孩子。后來我搬到東五環的城中村居住，新的房東大姐因為比較空閑，也愿意花很多時間幫我照顧孩子，這樣我就可以花更多時間去打工、生存，她們托舉了我和我的孩子。

我的寫作也是北京托舉出來的。2014年以前，我的時間大多花在生存上，從不寫作。2014年，我無意間加入了一個文學小組，當時我就想知道文學課是什么樣的，所以抱著好奇心去聽。我以為老師講一個月就結束了，可沒想到這個課一直延續下來，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人心是互相溫暖的，我聽了老師的課以后被感動了。老師說你們都聽了好幾節課了，能不能交一篇作文？我就交了一篇，這篇作文被《界面新聞》的淡豹老師發現，她給我發表了，接著又找我約稿，然后我就有了點名氣。但你要說我什么都沒做，也不對，因為我從七八歲就開始不停地看書，只是那會兒沒有想過要當作家。通過寫作，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文學，而是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人類的悲憫。有時候我會問自己：“你真覺得自己會寫嗎？”因為潛意識里，我總覺得自己是被各種各樣的力量托舉出來的。為什么能受到各種各樣的托舉？這就是人性的真善美，大家都愿意做點事幫助別人，我們不僅得到了來自作家協會的幫助，還有很多志愿者幫助我們，有許多一流的老師、作家給我們上課。

談到女性寫作，我大概想了一下，改革開放以后，女性進入了最好的時代，每個人都能讓自己發光，能挖掘出自己的價值。比如，我們的文學小組里女性就比男性多，我們幾個人還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我覺得，這樣一個時代能讓每個女性都發光發亮，實現自己的價值。我原來大多數時間都忙著賺錢、吃飯，不懂什么大詞，其實現在也說不清這些詞的意義，我只能說我親眼看到的，就是大家都特別努力，白天為了生計花很多時間，但是晚上就算擠時間也要努力地學習、寫作，而且最好的是，這個時代沒有辜負努力的人，我們的努力是有價值的。

女性寫作者所提供的應該就是這樣的特質——不畏懼冒犯，不隨波逐流，真誠如實地表達自我

檸檬羽嫣：我是一個醫生，同時也是一個寫了十七年的創作者。在前輩作家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一位同樣跨界的女作家——畢淑敏。她在作品中把軍旅生涯和醫學專業相融合，《紅處方》等作品體現了獨特的醫學人文敘事。相較于前輩作家，新一代女性作者的寫作似乎更加五花八門，這也得益于現代社會以及網絡的飛速發展。我自己也是受惠于網絡文學的紅利，大概在13歲時，我非常偶然地打開了一個網絡文學網站，看到網站右上角有四個大字——“成為作者”。那時候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所有人都可以成為作者，因此陰差陽錯地走上了寫作之路。

現在女作家的職業五花八門，像近期我讀到了王晚的作品，她就是一個外賣員，她所寫的關于個人職業經歷的作品，呈現了非常獨特人生體驗。另一位我關注的作者是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柳翠虎，她的寫作沒有專注于法學科普，而是用自己在法學的學習、訓練中形成的思維認知，去解析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書寫現代都市中青年男女的迷失和困境。她們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我自己的創作中確實融入了很多醫學的背景和元素，寫作和醫學都是一種治愈的方式，我的作品《治愈者》其實是以專業視角講述了一個關于罕見病科研攻關的故事，這個故事融合了我對于基因編輯的思考，關于疾病與生命的思考，還有關于人生意義、人生價值的思考。沒想到很多年之后，在我的職業生涯遇到困境時，我在溫哥華接到了一位制片人的消息，告訴我由這部小說改編的電視劇要開機了。我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下重新打開作品，看到自己曾經寫下的那些話——“用自己的職業生涯去研究一個病怎么會是沒有意義的事情？每個重大的醫學突破都是幾代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碰到上天所給的希望的曙光”，這治愈了當時正在低谷期的我。這個電視劇播出后，很多觀眾說“知道罕見病的人比得罕見病的人還要少，感謝這部作品讓更多人看到這個群體”。非常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罕見病亨廷頓舞蹈癥有了新的治療突破，通過基因編輯的療法，患者癥狀能夠得到75%的改善，這個疾病從絕癥變成能夠得到顯著改善，這就是治愈的奇跡，恰好和我的作品結尾也非常相像，這也給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關于跨界寫作，從敘事的主體來講，從集體的宏大敘事到現在更加個體化的經驗性表達，這種轉變不是當下作者和讀者對之前的否定，更像是在時代發展中生活和文學的必經之路。而在另一方面，女性的書寫不僅是個體的創作軌跡，更是一部通過寫作不斷拓寬自我定義、重構主體性的精神史。寫作讓我們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彩，它其實體現的是女性成長的力量。跨界不是簡單的身份疊加，而是在不同的知識體系間建立起對話的艱難嘗試。我們這一代寫作者所面對的最主要挑戰，首先是在大時代的洪流之中，每個人的個體經驗和生存狀況都有非常大的差異，大家的生存狀態不一樣，所感受到的沖擊也不一樣，能引起共鳴的更多是一種情緒化表達，而經典的女性形象似乎還沒有被塑造出來。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在我們的寫作中應該怎樣去塑造女性和男性，如何處理他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書寫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和困境，這里面有很多的學問。

孔 孔：小說首先是一種思考方式，它不僅是一個最終的成品，重要的是創作過程和創作者的相互激發。我之前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有個讀者評論說“我的寫法有點ADHD的寫法”，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查閱了很多相關資料，我發現這個詞其實是說多動癥與注意力缺陷，由此我還了解到，這個病竟然也分男女，在神經科學領域，男性和女性在多動癥和注意力缺陷上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寫作讓我對女性的存在、處境有了更深層的觀察和了解。這讓我真切意識到，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方式，文學是以語言為材料進行創作的。文學對于女性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提供了思考的空間，比如伍爾夫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并不是僅僅指一個具體的空間，其所指向的應該是更廣闊的時空，就是我們可以有一個空間去安置自己的思考，并圍繞這些思考進行創作，而創作又會改變平日習慣使用的語言，語言又反過來影響思考方式，最終可能會帶來一些社會層面的改變。

而說到城市寫作又很有意思。城市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空間，它必須依靠不斷的變化保持更新，這對文學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女性最開始大規模進入社會生產流程，是因為機械化對人力有了更多要求。起初也有好多人不接受這一現象，但其實它讓女性獲得了解放，擁有了更多自由，她們漸漸地也有了更多的創作機會。城市賦予女性很多機會，也要求我們跟隨它的變動而不斷改變自己。當舊有的秩序被打破，可能就會有更多機會在新的秩序上去創造我們的空間，創造我們的語言，表達我們的思考。

張 哲：今天，女性寫作已經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女性和女性寫作之間的關系是互為鏡像、互相塑造，或者說是共生的。一方面女性為文學帶來極為豐饒的面向，另一方面女性在寫作過程中也不斷地蛻變和成長。我前段時間在《巴黎評論》里讀到關于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采訪，她說自己十二三歲時立志成為一個作家，那時她通過閱讀觀察到，一個好的故事里必然有一個男性主人公，所以她寫作時也依照前輩的經驗去處理故事。等到二十多歲時，她忽然意識到，女性應該構建一個屬于自己的強大的豐饒遼闊的文學世界，而不必去迎合某一種標準或者取悅某一種答案，只要把自己了解到的或者體會到的東西如實表達出來即可。于是，她后來寫出了我們都非常熟悉的《煩人的愛》和《我的天才女友》。舉費蘭特的例子是想說明，女性從不被書寫到被書寫，再到自我書寫、構建強大的文學世界，其實經歷了漫長且曲折的過程。大家在各自的寫作實踐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經驗。

作為一個編輯，我看了許多作品，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無論是題材還是傳播媒介，女性寫作在當下正變得更加寬廣且遼闊。這也體現在女性寫作者對“關系”這個詞的重新詮釋上。她們一方面依然寫基于個人體驗的小說，另一方面敘事的視野也延伸到更為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中。今天的女性寫作更像是站在女性的視角去洞察世界、書寫世界。關于這種變化，我可以舉兩個在編輯中遇到的例子。一個是對母親的書寫，現在文本中對母親的書寫有了很大轉變，從單一的贊美謳歌式書寫，轉變為將母親從倫理學的身份剝離開作為獨立的人來寫。另一個是寫“理想”，一方面寫女性擁抱理想甚至擁抱野心，另一方面又充滿了自省。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當下女性寫作對一些習焉不察的事物、概念，正在進行新的打量、思考、質疑，這需要強大的勇氣。這也使我想到波伏娃之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有個記者問她，你既寫了《第二性》，也寫小說，為什么你的小說沒有塑造出一個能夠彰顯《第二性》主旨的女性形象？波伏娃給出的答案非常直白，她說，我寫的是女性本來的樣子，而不是她應該成為的樣子。我想，女性寫作者所提供的應該就是這樣的特質——不畏懼冒犯，不隨波逐流，真誠如實地表達自我，這在某種程度上早已打破了性別邊界，回歸到一種以人為基本單位的最真誠的表達。